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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由于早期维新志士和某些洋务官僚的倡导,科举改革思想已经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股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变通考试功令,兴办洋学,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是这股社会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接近早期维新志士,而稍高于其他洋务官僚头面人物。李鸿章同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志士关系密切,冯、郑、王等侧重于言论,李鸿章则侧重于实施,前者往往向后者提供建议,后者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前者的主张。这正是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超过同僚的主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思潮,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学堂的涌现和西学的渗入科举,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沦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恩潮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他们从各自的阅历出发,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科举、造就人才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不仅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兴建新式学堂;而且力排众议,派人出国留学。当然,首倡派人出国留学的,并非李鸿章,而是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闳。早在1868年他就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由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时隔两年,容闳再次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同样建议。曾国藩“深韪其言”,立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并指派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案。李鸿章击节叹赏,认为派人出洋留学,是培育人才、力图自强之举。

  是年8月,由曾国藩立稿、李鸿章会衔上疏清廷,申述选派“聪颖子弟”赴欧美各国学习技艺的必要和可能,并酌拟章程12条,“恭呈御览”。他们指出:“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住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他们认为派人出国留学,主要难题是选材和筹饷。

  为了解决选材问题,“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接年分起挨次回华。”通计费用,首尾20年,需银120万两,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1872年2月曾、李再次恭折会陈,请饬派陈兰彬、客闳为正副委员,“常以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建议“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5月总理各国事务奕譞等奉旨议复,表示支持曾、李倡议,但主张选派12岁至16岁的幼童出洋留学。

  计划的提出本非易事,而计划的实施就更加艰难。1872年3月曾国藩撒手人寰。李鸿章独力支撑。在1872—1875年间,经过容闳等人的奔走呼号,不仅120名幼童终于分批横渡大洋到达美国,开始潜心攻读,而且在美国啥德福特城购地盖楼,建起留学事务所。然而,正当留美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学识随着年龄而俱长的时候,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逼来。具有顽固守旧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挑选幼童出洋留学这样的“古来未有之事”,极尽攻击和破坏之能事。首先发难的是陈兰彬。这位虽有洋务思想但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翰林,与容闳共事“时有龃龉”,并“与学生常生冲突”。他与容闳分歧的实质,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习俗。陈兰彬则坚持“中休西用”的方针,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轨道,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

  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容为驻美正副公使,相继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区与陈兰彬串通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诬蔑学生适异忘本,“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当年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奕譞,由于听信谗言,担心留美学生沾染洋习,危害大清社稷,也倾向陈、吴等,主张撤还。面对“议者纷纷”的局面,李鸿章虽因“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悉其底蕴”,但仍然试图顶住压力,设法挽救濒临绝境的留学事业。他确信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曾经写信“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同时饬令吴子登”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他还多次指示陈、吴会同容闳“妥筹应留应撤或半留半裁之法”。但是陈、吴却我行我素,拒不执行。

  容闳也因缺乏官场经验,没有写信给李鸿章说明留学真相并提出处理意见,致使李鸿章发出“无从捉摸”的慨叹。1881年3月内外交追的手鸿章致函奕䜣等说:“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蘻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还转述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和驻华公使安吉立关于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掇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的来信内容,并表示“今无端全撤”,美国政府“必滋疑骇”,影响两国关系,而且“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他认为不宜全撤,倘若决意裁撤,可以考虑“半撤半留之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所谓“半撤半留之法”,就是“将已人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悫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当然,“孰撤孰留”,非由陈、容、吴等“就近察办不可”。

  李鸿章恳请奕䜣等致函陈、容,“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奕䜣等拒绝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奏准全部撤回。除因中途掇学和在美病故的26人外,剩下的94名留美学生,分三批“凄然回国”。李鸿章的心情当然不会平静。几年以后,当容闳出使任满,去美返国,循例入都,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忽然质问容闳:“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

  容闳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答道:“此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摇着头说:“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

  容闳争辩道:“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日未奉此训示耳。”

  李鸿章“怒形于色”,愤愤地说:“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

  第一次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打击了当时弥漫全国的顽固守旧的风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中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

  李鸿章除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了一些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分别学习“陆军技艺”、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他对清廷说:从此中国“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留欧生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年龄合适、规定严格,所以成绩较好,贡献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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