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43)_苑书义

四三

　　所谓文相即大学士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时“礼亲王世锋复奏，及醇亲王折内均未论及”。王孝凤即王家壁，于莲舫指于凌辰，他们相继上疏，痛诋李鸿章。他们拼命地为八股取士唱赞歌，说“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乓，或恐不利社稷。”他们坚持“以章句取士”，正是为了培养有利于大情“社稷”的封建卫道士。他们还竭力反对“尽趋洋学”，在他们看来，不仅所谓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等“洋学”不足以御敌；而且“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改变传统的封建的取仕标准，培养出一些“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的所谓“无耻之人”，危害清朝封建统治。因而他们攻击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并“伏乞圣阴裁断，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人才，毋令佥王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

　　这场形诸于章奏的公开论争，最后经总理衙门奕诉等出面调解而平息。奕䜣等既说李鸿章“请开洋学”“原与科目并行不悸，并非如王家壁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又声称“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而应优先解决遣使问题，“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罕，不至再有异议矣。”

　　这场争论不仅形诸于章奏，而且笔之于函牍。作为门生、部属的刘秉璋曾致函李鸿章提出责难，而李鸿章则“托干净臣诤友之义”，复信“聊布腹心”，进行驳论。李、刘之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时文、试帖、小楷和要不要学习“洋学”的问题上。刘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议”和“制科代有伟人”为由，竭力维护时文、试帖、小楷。李鸿章批驳说：“招人非议，是专就人一面看，当论是非，不论毁誉也。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此所已知者也。”“至称制科代有伟人”，曾国藩、李鸿章“皆科目得之”，“此论前数年早已辟过，尚记忆否？”即使有几十个曾、李，“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

　　刘秉璋还以“圣道”贬“技艺”，主张“用夏变夷”，反对设立所谓“用夷变夏”的“洋学局”。李鸿章严正回答：“又谓算学比于天文，生为六艺之一，圣人未尝不讲究。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又谓格致测算无非欲其用诸制造，然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又谓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所齿斤于夷夏之防，则必吏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

　　刘秉璋最后危言耸听地说：改功令，学洋学，“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则损望”。李鸿章坚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当然，他并不知道“必来取法”的“王者”，会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阶级的反对力量——资产阶级。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

　　1874年李鸿章还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关于变通科举之制的论争，却把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推向前进。1878年2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断言晚清“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于上自朝廷下至士子无不崇尚“科目、时文、小楷”的恶果。他把批判的锋芒首次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这些见解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洋务官僚头面人物的认识水平。

　　还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为章刻明朝波滨蔡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地借题发挥，抨击晚明科举之制，以古讽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晚明积习之弊，以志余慨焉。”他写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人才虽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尽衷于道，盖其时科第重而朋党兴，居风气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书文取士，其始风气浑朴，往往根抵经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荐举，故凡巨儒硕彦多出为时用。中叶以降，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于是格律变而益精，风尚穷而益变，向之所谓根抵经史、涵泳道味者转较迂而不切，未由适中度程其高下情浊之矩，有司意为去取，如风之漻然于长空而不可执也。是时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项没齿冀得，当于一试幸而得之，英光锐气耗减略尽，奚暇他求。故论者谓有明一代无学问者，非无学问也，举业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习于见闻，风气所趋，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进者，仕宦不逾常调，计典不入上考，暨其极敝，知有师生之谊而不计国事，知有门户之党伐而不论是非，虽其雅负时望犹蹈此失，况汶汶于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掳忠，匡救百一，势孤援弱，亦终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园事日棘，乃拔一二异才于举业之外，犹必群力倾排，务俾颤沛而后已。此其未流所锢，日即沦胥，虽圣人其能振救之哉。虽然其所托为孔孟传道之书，则其说甚纯无瑕，其初立法取明理达意而止，视夫专崇未技炫巧斗妍而无实义者，犹为质胜于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在这里，李鸿章虽然名曰“论晚明积习之弊”，但其真意却在于影射清末偏重科第造成“无学问”、“人才衰”和“朋党兴”等严重后果，为改革现实的科举制度寻找历史的根据。正象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抉摘晚明科第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

　　第二，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不谙世事、醉心利禄之徒，大都出之于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份，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甲午战后，他曾反思说：“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

　　自70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支持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主要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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