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42)_苑书义

四二

　　李鸿章对举借外债的态度，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在借款的实践中往往屈服于洋人的压力而被迫改变初衷。1883年上海金融市场由于外国金融势力的干扰，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是时轮船招商局运营资本周转失灵，加之“商股难招”，李鸿章便批准该局从英国资本抬和、天祥两洋行借贷747千余两，以码头、仓库作为抵押。这次抵押借款为洋务派民用企业举借外债度日开了一个先例。1884年轮船招商局为躲避中法战争的破坏，将全部财产以525万两代价售与旗昌洋行，约定在战争状态结束后照原价赎回。

　　到了1885年，轮船招商局既要偿还怡和、天祥两洋行欠款，又须赎回抵押旗昌的财产，但因“无款可筹”，便又以全局轮船、码头作为抵押品，向汇丰银行告贷30万镑（合银1217140两），年息7厘，以金镑计算，由于银价猛跌，汇率剧变，使以白银折算金镑还债的轮船招商局遭到了数十万两的损失。这次贷款不仅是外国资本的高利盘剥，而且是外国资本蓄意侵蚀企业主权的行动。因为汇丰贷款的主要条件是：“合同订立乏后，汇丰派一监理之洋人。该洋人可以随时查看局中帐簿，并验看各船产业。其人薪水由招商局给发”，“每年有妥当者二人，估局中各产物轮船（产业价值），俟三十万镑金并利还清为止，此二人由汇丰派往，其薪费等项均由招商局付出”；“招商局和汇丰往来银款”，“均由汇丰经手”；“如招商局不能照上列各款依时办理，汇丰可以有权全行收取，或摘取局中船只各物业，可出卖、可出赁、可出典，听凭汇丰主意。”

　　30万镑借款，原定分10年还清，但直到1895年议定续借20万镑贷款时，尚未付清，致使轮船招商局产权长期旁落，汇丰驻局代表马士直接操纵局务。马士多次与轮船招商局帮办沈能虎发生争执，并于1887年擅自任命壁德生为“保大”号船主，以致造成“保大”号失事的重大事故。马士一面被迫向李鸿章作辞职的表示，一面向汇丰银行经理卡默伦求援，企图赖着不走。卡默伦指使该行天津分行的莱斯就近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声称如果李鸿章批准马士离局，汇丰就坚持要履行借款合同的有关条款，特别是委派一个监督，代表银行驻局。

　　李鸿章控制的民用企业，还有电报局同丹麦大北公司、英国大东公司签订过“齐价合同”。铁路公司、开平矿务局向怡和洋行、华泰银行、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举借过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894年为止，洋务派举借的外债计有13笔，其中李鸿章控制的民用企业举借的就多达8笔。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却不是早期民族资本发展的前史和必经之路。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没有从官僚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的。它的发展趋势大致育四种类型：被外国资本吞噬的，如开平矿务局于1900年被英法比财团“东方辛迪加”攫为己有；改归官办的，如电报局于1902年“但改官办，而不还商本”，1908年由邮传部将电报局商股“备价赎收”：遵循官督商办成例的，如轮船招商局，直到1909年改归邮传部时，仍“诸承旧贯，毫无变更”；招商顶替的，如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以“连年亏折”为名，于1901年全盘售与集成公司，改名集成纱厂，其实这种所谓“招商顶替”，完全是盛宣怀“把官厂变为私厂的一套诡计，股票始终还是握在盛家手里”，因而这个纱厂并没有变成民族资本企业。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权侵害商利，压抑了民族资本的生机。掌握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大权的“官”，通过贪污盗窃、挪用资金联锁投资、廉价收购股票等各种方式侵吞私人资本，聚集官僚资本。盛宣怀就是这类“官”的典型。他由一个“空心大老”而攀附权贵，在李鸿章提携下，历任署理天津海关道、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等要职，充当李鸿章的洋务总管，“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一己”，成为“财势两足，心敏手辣”的早期官僚资本家。他这个“官”愈富，“而商人愈困矣”。

　　官督商办企业由于“经理归官”，入股商人所能遇到的不是“利之无几”的局面，就是“股本耗折”的悲剧，致使“人皆怨悔，深以为惩”。正因为“官”愈富、商人“愈困”和“怨悔”，所以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动向：有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开始向民族资本家转化，发展私人企业，但他们发展私人企业的资金往往不是来自官督商办企业的积累；而原先某些附股官督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有意挣脱官督商办羁绊，发展私人企业，但因“股本亏尽”而力不从心。这种趋势并非是民族资本必须经过官督商办的标志，而是官智商办破产的必然结果。

　　§兴学育才

　　李鸿章在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的同时，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1874年海防议起，截至1875年3月，在呈送内阁的54件筹议海防的折片、清单中，只有李鸿章、沈葆桢、周盛波、薛福成、丁日昌等人的奏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拆》，不仅呈递的时间早于其他4折，而且在抨击小楷试帖的弊端、变通考试功令的措施方面，也是其他4折所望尘莫及的。李鸿章断言“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明确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中国却缺少“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垒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他恳请“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以支撑“天下危局”。他一面认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理应弃之；一面建议对“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凡有海防省分，均应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如有志趣恩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伸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斥。”

　　由此可见，李鸿章既要求在“科目”中废弃“小楷试帖”，又建议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通过“洋学局”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使其“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的这种主张，显系借鉴了前此诸人设计的有关改革八股取士的种种方案，把他在1864年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的结果。李鸿章乘筹议海防之机，重提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是颇具匠心的。他后来追忆此事之缘起说：“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始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但可惜事与愿违，不仅“当路”并未“猛省而自择”，而且招来“腐儒”们的一片咒骂声。李鸿章说：“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航独痛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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