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9)_苑书义

三九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请清流干将陈宝琛代拟《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上之，力陈“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请先造京清铁路（北京清江浦间），以沟通南北，清廷认为刘氏“所奏系为自强起见”，谕令李鸿章、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不料，李、刘尚未复奏，内阁学士张家骧就抢先上疏力陈开造铁路约有三弊：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他要求“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萎言。”刘铭传从北京回到天津，日趣李鸿章“复奏铁路事”。李鸿章在写给张佩纶的信中，说刘氏议论，实“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

　　李鸿章随即请薛福成代拟《妥筹铁路事宜折》，剀切陈词，断言铁路之兴，大利约有九端，“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并附片议复张家骤争止铁路三弊，据理陈驳。李鸿章在复奏之后，写信开导奕譞，争取支持，说自己历举之铁路九利，“盖皆得诸亲历外洋者之议论，而参合中土之情势，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蕴，庶迂拘之意见渐融，或将来之创办较易耳。”他恳切地表示兴修铁路“于国家远大之图，驭外固本之术，煞有关系，……尚求殿下加意为幸。”刘坤一在复奏中，一面说“臣欲仿造铁路火车，实与李鸿章、刘铭传有同志”；一面说“臣所鳃鳃过虑者，此项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随后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疏说什么“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1381年2月14日就在刘锡鸿上疏的这一天，清廷下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

　　李鸿章为了兴修铁路，一面批驳顽固守旧势力的谬论，开导和争取清廷；一面在自己辖区里我行我素，造成既成事实。他支持唐廷枢在开平煤矿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的主张和实践。唐肾铁路于1880年动工，翌年建成，直到这时李鸿章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李鸿章所以有恃无恐，先斩后奏，同奕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881年2月初李鸿章在《复醇邸论铁路函》中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今蒙详示以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权衡至当，深协机宜。鸿章亦素言此意，既承明海，倍豁愚衷。”唐胥路正是一条“试行于煤铁之矿”的铁路，它的建成同奕譞的“详示”不谋而合，因而没有遭到清廷的谴责是不难理解的。

　　1883年李鸿章致函总署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他恳切地希望总署出面“主持大计”。1886年清政府将铁路事宜划归以奕譞为首、李鸿章掌握实权的海军衙门办理。奕譞到天津视察时，曾与李鸿章谈及铁路一事，“思得一计，曰：如建造铁路，必须由许郭庄（胥各庄）一路造起，方免从前梗议之辈复滋议论。盖许郭庄建筑铁路系为开平运煤起见，无甚关系，事尚可行’”。是年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运煤便商”为由，要求修建胥各庄到阎庄的铁路，并将铁路公司与开平矿务局分开。李鸿章据以呈报奕譞，说“察其所拟接修铁路办法，尚属妥洽，遂批准令其试办。拟俟办有成效，再行奏陈。”于是，开平铁路公司应运而生。是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来往函商，决定由海军衙门奏明修建阎庄至大沽的铁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

　　1887年奕譞奏准由开平铁路公司修建由阎庄至大沽、天津的铁路，开平铁路公司随即公布招股章程，并宣称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翌年津沽铁路告成，“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宜，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鸿章从加强京畿地区防务和巩固自己所控制的北洋地盆出发，力主修建津通铁路。他致函奕譞等，说“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奕譞等基于调兵征饷、巩固近畿海防考虑，上疏表示“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准如所禀办理，仍令津沽铁路公司商人照章承办，以专责成而资熟手。”清廷准其所请，但却遭致翁同譞、孙家鼐、恩承、徐桐、屠仁守、余联元、洪良品、徐会沣、游百川等数十名京官的激烈反对。他们有的致函奕譞，有的上疏清廷，或谓“铁路有害无利”，或“请毋建津通铁路”，或“谓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气势汹汹。李鸿章不畏权势，致函奕譞指名道姓地批驳论辩，淋漓痛快，泼辣透辟。

　　海军衙门也遵旨议复，批驳所谓铁路“资敌、扰民及夺民生计”等“局外浮谈”，申明“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洋务派和顽固派各执一端，清廷难以作出抉择，认为“在廷诸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因此令其“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复奏”。结果除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江苏巡抚黄彭年表示赞成修建津通铁路外，其余不是反对，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咨”等条件，或者宣称“不敢凭空揣摩”。

　　两广总督张之洞则企图限制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扩张，建议暂停津通，改筑卢汉（卢沟桥至汉口）路。1889年5月清廷作出决断，肯定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宣布“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然而又有意扬张抑李，决定搁置津通路，修筑卢汉路。李鸿章方清廷批准兴办铁路而高兴，为其扬张抑李而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当然，李鸿章绝不会善罢甘休。适值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清廷出于国防考虑，决定立即修建关东铁路以相抗衡，特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1890年李鸿章会同总署大臣奕譞奏准“缓办卢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将卢汉铁路拨款，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关东铁路“由林西造于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男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1891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宫铁路局，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修路至中后所。这段铁路的修建经费全由清政府筹拨，因之称为“宫路”。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宫铁路局是宫办的以外，其余都采取宫督商办的方式。官督商办是李鸿章的创造，是洋务派依靠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已用”的一种形式。李鸿章虽然早已预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但是当社会行程一经使“中国富农大贾”“仿照洋机器制作”从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就既害怕私人资本同洋务派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侵蚀封建的肌体。所谓归商不归官，“久恐争利滋弊”，“漫无铃制”，正是这种惶俱心理的写照。因而决意把私人资本置于官府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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