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8)_苑书义

三八

　　经盛宣怀的穿针引线，李鸿章罗致了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参加轮船招商局，促进了封建官僚与买办的结合。李鸿章所以需要和罗致以唐、徐为代表的买办，主要是因为买办和洋人关系密切、资力雄厚、富有管理新式工商企业的经验。李鸿章企图借助买办引进西方技术、筹集资金和管理新式企业。而李鸿章所创办的民用企业，对于买办来说，既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又准备了政治上的晋身之阶，使之成为“久贾而官”的人物。唐、徐在轮船招商局，既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又是股东的代表——商总和商董，兼有“官”、“商”的双重身分，成为掌握这个企业经营大权的主宰。唐、徐任人唯亲，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总、分局以及栈、船总管，“非唐即徐”。

　　1880年湘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参盛宣怀、唐廷枢把持局务、贪污盗窃、任意妄为，指名请饬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查办，并以轮船招商范围大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应由南洋大臣“专派妥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饬令详筹妥办。刘坤一复奏，一面为唐廷枢开脱，认为他“功过相抵”，应“免其置议，仍令会同徐润将招商局照旧经理”；一面痛斥盛宣怀“滥竽仕途”，企图驱逐盛宣怀，并化官款为官股。王、刘一唱一和，目的在于向李鸿章夺权。李鸿章深悉个中奥妙，极力庇护盛宣怀，声称盛氏“于大局有功无过”，并坚持官本分年拨还，所缓官息，则到官本清还以后再议。清廷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在湘淮两系之间搞些平衡，一面将盛宣怀交李鸿章“严加考察”，不准他“再行干预局务”；一面申明招商局“应由李鸿章主政”，官款处理办法“应如李鸿章所称办理”。

　　盛宣怀虽然离开了招商局，但没过几年就又靠李鸿章“维持斡旋”而卷土重来。李鸿章将唐、徐先后他调，并于1885年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经过这次“整旧重新、抽帮换底”的改组，轮船招商局的“商办”大为削弱，“官督”大为加强。李鸿章希望盛宣怀把该局办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庶商务蒸蒸日上”。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3只，及至1877年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后，拥有轮船33只，23967吨，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至1893年拥有轮船26只，24584吨。这个时期，它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2百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拆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净利达30万两左右。李鸿章欣慰导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在他看来，“富强之基，此为嚆矢”。他于1876年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谭，翌年批准唐氏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1881年李鸿章札委徐润和吴炽昌为会办，以代替他调的黎氏和病逝的丁氏。该局起初煤铁并采，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炼铁，专采煤矿。资本从80万两增至150万两。1894年日产煤2千吨。开平煤矿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最著有成绩的大矿。

　　上海机器机布局，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接受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派魏纶先“出头承办”织布事宜。魏氏赴沪筹议，集股无着而作罢。两年以后，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呈请南北洋大臣代为奏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等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任命彭氏为总办，太古洋行买办、候补郎中郑观应为会办。此后数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易总、会办，惨淡经营，终于1890年开车生产，但不幸在1893年失火焚毁，估计损失不下70余万两。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椝“一面规复旧局，一面设法扩充”。1894年盛宣怀招集商股100万两，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分设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官款的损失，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同沙俄毗邻。18s6年清政府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黑龙江将军恭镗遴选“熟悉矿务干员”，前往矿区勘察。翌年李鸿章奏准由道员李金镛总办漠河金矿，“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其余一切，由该员相机妥办，以专责成”。漠河金矿开办资本，由官款垫借13万两，募集商股不到三万两。1889年初，正式开采。

　　翌年李金镛病故，李鸿章指定该矿提调袁大化代理局务。袁氏继续招股，赶制机器，扩充生产。1894年产金多达28370两。漠河成了”兵民辐辏”的“边陲重镇”。

　　中国的电报、铁路，也是由李鸿章最先倡办的。1867年李鸿章曾经断言：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外国），大有害于我”。及至70年代初，李鸿章就改变了态度，历陈“电线、铁路必应仿设”。1879年他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因而饬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设电报，结果“号令各营顷刻响应”。

　　1880年他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奏请接修天津经镇江至上海电报，以“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并于津沪电报线路敷设期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1882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劝集商股接办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电报，于1884年峻工，因而电报局遂由津迁护，以盛宣怀为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为会办。在此期间和以后，电报局继续招商集股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等。1892年李鸿章奏报清廷说：“臣查中国陆路电线创自光绪六年，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之路，1875年他乘赴京叩谒同治梓宫之机，晋见奕䜣，“极除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奕䜣“意亦为然，渭天下无人敢主持”。他请奕䜣“乘间为两宫言之”。奕䜣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他感慨系之，哀叹“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876年了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之后，秉承李鸿章意旨，上疏建言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李鸿章声称：“丁日昌到台后，叠次函商，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洵笃论也。”1877年清廷采纳丁氏建议，要他“审度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廷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廷批准，但终因费绌而中止。李鸿章预见到修筑铁路乏事，“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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