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7)_苑书义

三七

　　为了改变这种“随人作计，终后人也”的局面，既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学其器而精通其意”；又须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李鸿章虽然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并没有扭转“随人作计”的局面。1898年英国人贝斯福参观宁局后写道：

　　厂中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没有外国技师或工头。中国总办和官吏们似乎不了解他们在制造什么，为什么制造。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品。……看他们高兴而努力地在制造一些浪费钱但又无用的军需物品，使人心中感到悽怆。

　　沪、宁、津三局所制造的武器装备，虽然落后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但比之中国传统的“孤矢”、“风篷”却要先进得多。早在1872年有人就指出：“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孤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历史的进程确乎如此。沪、宁两局所制军火的供应范围，“东输辽沈，北达畿疆，西抵雍凉，南浮湘桂”。津局“每岁所出军火，除供支本省淮练各军、轮炮各船外，加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皆按时拨济；其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亦向津取给。”事实证明，沪、宁、津三局直接促进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张之洞就把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之后国内阶级矛盾暂趋缓和的现象，归功于洋枪洋炮的输入和制造。

　　当然，这并不是说沪、宁、津三局在国防方面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内进行阶级专政的职能，又有对外抵御外侮的职能。李鸿章说：1880年“俄事骤起，边海两防同时吃紧”，津局“屹处海滨，谣传不一，仍不动声色，星夜趱造，外以给各军月操之用，内以备有事时攻剿之需，各路军营恃以无恐，询于大局有裨。”1884年“法兵构衅，屡次声言北犯，北洋海口林立，逐处戒严，拨用军火繁巨，其各省咨拨者，亦较往年多至数倍，不得不倍数赶造”，“俾资接济”。及至“马尾开仗，催造调拨益形严紧，各厂皆添作夜工。”

　　§兴办民用企业

　　李鸿章除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李鸿章经过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发现“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他说：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李鸿章为了“求强”而“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当时国内也已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

　　1872年清朝统治层内发生的关于继续造船与否的争论，成为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这一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清廷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左、沈在复奏中，反对宋晋的主涨，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对于如何解决经费问题，他们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李鸿章的复奏削切详明。他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

　　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李鸿章奏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1872年10月在上海开始筹备，翌年1月正式成立，决定招商集股，并暂借官款以应急需。起初以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为总办，半年后重新改组，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出身官僚世家，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很快获得信任，以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宦海生涯。李鸿章看出盛宣怀抱有“办大事”、“作高官”的野心，便投其所好，使之以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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