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4)_苑书义

三四

　　奕譞心领神会，恳请慈禧从缓归政或改为训政。慈禧始则忸怩作态，继而“懿旨俯允训政数年”。这样，慈禧就以训政为名，仍旧垂帘听政；奕譞也仍“以尊亲参机密”，揽权干政。李鸿章致函奕譞祝贺：“伏读（六月）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训政数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转圜，远近臣民，额手交庆。鸿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奕譞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弹压浮议，修饬武备，独具心力，他人所难”。李鸿章与奕譞的交谊也日深且密。他和其兄瀚章有时进京就住在醇王府，备受奕譞优礼。李鸿章自从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1872年诏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直督任。1875年晋封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土位居大学士之首，相当于首席阁揆。这一要缺向为满人专利品，李鸿章以汉员而得补授，实为破例之举。1875年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筹办。

　　1894年又赏戴三眼花翎，李鸿章受宠若惊，声称此“实为异数殊恩”。在他看来，清代“定制三眼花翎为贝子、额驸冠饰”，前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四位满族大员，而“汉臣则未曾有”。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赵烈文经过实地观察，发现这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却“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这使赵氏忧心忡忡，发出“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的哀叹。经元善也说李鸿章前半生建勋业，“后半截世故”，“未来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当境付物”，随着年龄的增长，权蛰的恒赫，李鸿章的惰性、耽逸习气和虚荣心越来越“厉害。比如，由于疆吏贪渎，水利废弛，宜隶“年年饥荒，非旱则涝”。

　　1871年直隶暴雨成灾，河道决口，农田被淹。李鸿章虽然设法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银两赈济灾区，但因杯水车薪，无补大局。就在这种“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形势下，李鸿章竟然为自己举办了“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祝寿大典。1872年2月13日是李鸿章的50寿辰。一些文人墨客和亲朋好友纷纷致贺，有的做寿联，有的致颂辞，吹捧他“武功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李鸿章在保定接受属员、亲友“谒贺迎寿”，并且筑台演戏、大摆宴席，款待宾客。据目睹祝寿盛况的赵烈文说，当时总督衙门内外“烛爆如山，组绣成队”，宾客盈门，有时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他感叹道：“噫！繁盛至于极矣。”这种穷奢极欲的情景和“饥民蔽野”的惨象形成鲜明对照。

　　§揭示洋务总纲

　　当历史跨进7、8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侵略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通过同外国人士、早期维新志士、驻外使节的频繁交往和洋务活动的实践，对中外形势和应付之策，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重要命题，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

　　早在1865年李鸿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说：

　　外国猖撅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

　　在这里，李鸿章虽然提出了“千古变局”的命题，但尚无力剖析它的内涵和外延，因而还停留在直感的阶段。1872’1874年李鸿章两次上奏清廷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坪，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外国猖撅”、“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提法的变化，标志着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协以谋我”的侵略本质和策略的认识的逐渐深化。

　　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则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鸿章断言掌握着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列强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把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李鸿章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才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闻谈洋务”的顽固派。1876年他复信刘秉璋说：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则是“洋务”所应遵循的原则。

　　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导源于他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性的看法。“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由此而推衍出一种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公然妄加非议林则徐、僧格林沁的反侵略斗争，斥之为“逞一时之愤，几堕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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