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3)_苑书义

三三

　　1881年2月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走马上任的左宗棠立意说服清廷“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他提出了“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并力图付诸实施。然而，事与愿违，“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掇。”责之专而掣其肘的，内有奕䜣，外有李鸿章。与奕䜣最为接近的宝鋆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䜣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镇北洋的李鸿章考虑到左氏入值枢垣、总署，“彼此商议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于是强作笑颜，主动写信“略叙契阔”，并多次晤谈，装出一副与之和衷辅政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贬斥有加。他说左氏内召，“中朝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

　　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甚少作为，加之官僚习气和傲慢作风，致使原来推重左氏的奕䜣和某些清浪要员也大失所望。奕䜣“见其衰惫，不免爽然”。张佩纶、张之洞则指诸左宗棠“浮夸”，“行径粗率，任性自便”。左氏发觉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说：“前之集矢合肥（李鸿章）者，今又以弟为众射之的矣。”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枢实难立足，因而屡疏乞退。1881年10月28日清廷诏受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在政坛角逐中的失败，自然使奕䜣、李鸿章弹冠相庆。李鸿章攻击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靡不深知。”“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为宜。近因年高，精神似稍散漫。”“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

　　同光之际，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但是对于慈禧、奕䜣的掣肘裁抑却颇为不满，曾一度寄希望于光绪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

　　李鸿章对“言路纷庞，风波迭起”，也颇为“寒心”，抨击“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他认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等，“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际”。他既深恶“清议”，又“忧谗畏讥”，因而不惜以利禄笼络清流魁首，尤其注意结纳张佩纶、吴大澂。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官至安徽按察使，李鸿章回皖督办团练，与之成为患难之交，后印塘死在浙江，李鸿章资助佩纶盘灵回籍。张佩纶才华横溢，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有师生之谊。1879年李鸿章曾通过张裕钊邀请张佩纶入幕，并因其母病故助以白银千两为营葬之需。张佩纶丁忧期间，李鸿章邀其“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

　　张佩纶在天津督署结识了“在外国读书八年”的曾傅和洋务思想家薛福成，同李鸿章谈论了海军、铁路等问题，并参观了天津海防设施，因而眼界大开，张氏丁忧期满返京复职以后，还与李鸿章函牍往还，通报“当轴消息”，并对李氏举措多有劝谏。当时外间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讥弹，李鸿章极力辩解，说“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

　　李鸿章除结纳张佩纶外，还设法笼络吴大澂。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是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结奕譞。李鸿章知其底蕴，假以词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1877年李鸿章奏调吴大澂赴津会办赈务。翌年吴大澂赈毕返京，经李鸿章论荐堪任监司，蒙恩召对，“奉旨以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吴大澂以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同李鸿章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同慈禧、奕譞和清流派的关系，直到“甲申易枢”以后才发生重大变化。

　　1883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面对法国侵略，态度软弱，步调纷乱，遭到御史言宫的强烈谴责。是年7月慈禧指派奕譞“会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军机处工作，成为恭、醇两王内廷势力消长的先声。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翌年4月盛昱上了一份《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的奏折，意在促使奕䜣等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但慈禧却借机黜退奕䜣，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强迫“家居养疾”，并全部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锋等为军机大臣；随即命令“军机处遇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并以乾隆帝第17子永璘之孙、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

　　这次军机大臣全班撤换，是慈禧和奕譞合谋发动的罢斥奕䜣的政变，从而结束了太后垂帘与亲王辅政相制约的局面，使慈禧大权独揽。奕䜣虽然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奕䜣等被逐出军机处后，新的军机处领班大臣世锋无权，而掌权的奕譞又不参加军机处议事，于是奕譞便通过他的心腹、工部侍郎孙毓汶处理军机处各项重大事件。时人评论新旧军机处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议”罢斥奕䜣之后，认为那些专事搏击、好为大言的清流派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加之随着李鸿藻退出军机处，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凭藉。慈禧、奕譞便通过孙毓汶设法把一些头角峥嵘的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担任军职，“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因而有陈宝琛、吴大澂分任南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出任福建海疆会办大臣之举，并对“言事诸臣”横加整治，使之俯首贴耳。

　　“甲申易枢”犹如“晴天霹雳，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鸿章致函新任总署大臣许庚身说：“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之外。赖公等持危扶颠，戟济艰巨。弟虽谤满天下，他日或犹得为山野之幸民也。”李鸿章希冀成为“幸民”获得全终，但有人却想把他变为“刀下鬼”。是年5月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劫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慈禧、奕譞没有象罢斥奕䜣那样惩处李鸿章，反而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将梁鼎芬革职了事。这种结局主要是由于李鸿章控制着清军精锐和奕譞向洋务派转化而推行奕䜣政策所致。慈禧、奕譞对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仍然采取既倚重又牵制的两面政策，奕譞对军机大臣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李鸿章面对奕䜣倒台、奕譞“阴握朝纲”的现实，决定趋承慈禧，逢迎奕譞，“以为固宠求容之地”。

　　据时人记载：奕譞“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鸿章对奕譞的“三大政”，除了“增加旗饷以固本”一项，稍有异议，认为“一时必办不到”外，对“兴办园工”、“大练海军”二项都是支持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李鸿章为了“献媚宫闱”，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时人说这种宁肯损害国防建设以博取一人欢心的勾当，“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与此同时，李鸿章对慈禧听政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86年慈禧假意宣布明年由光绪亲政。原来希望因循敷衍数年“以待嗣皇亲政”的李鸿章，却一改常态，“徙殷杞抱”，担心朝局有变，尤恐慈禧撤帘导致奕譞“引嫌辞逊”，使洋务无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议奕譞采取“权宜尽善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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