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2)_苑书义

三二

　　目前最急者，须先添设津海关道一缺，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至于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腐败不堪，从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因此，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捕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时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冲，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他师事近卅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共支持”的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这使他“忧悸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此时此刻，他只能表示继承乃师衣钵，使“薪尽火传”，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他原先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䜣，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䜣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权而要”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譞、李鸿藻牵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䜣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为醇郡王，1872年晋封醇亲王。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䜣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奕譞“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1861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年摧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1865年底把他派入军机处，使之同奕䜣唱反调。奕䜣“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鸿章“尤所倚赖”。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䜣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年1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

　　李鸿藻也依仗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甚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名称。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土、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同治进士）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丰润，固结门户，相互利用。时人有云：“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但对“师夷长技”则因人而异。

　　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调节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在同光之际，针对奕䜣、李鸿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月28日邸钞刊登上谕说：“御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任。李鸿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刚刚两年，李宏谟就奏请直隶添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李之权势，牵制李之作为。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他致函友人，大发牢骚：

　　直省添设巡抚，言者三条，细按均未著实。吏治须藩臬帮助，巡抚只多一办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见掣肘之人。军务本总督专责，巡抚无兵亦不知兵，从何策应？河工虽钦差大臣防护，亦不能不溃决。京官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关要害。若为复设三口游说，更为诡诈难测，官民皆穷，万万供养不起。曾文正于归并通商时，曾力持不可添巡抚之议。不料旧话重提，新样大翻，潞公识虑迥超庸众，谅能主持一切。鸿章私幸议准，即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有余裕矣。所谓“私幸议准”，“作一局中闲人”，并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维持现状，大权独揽。遵旨会同等议的军机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见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坚决反对。文祥是奕䜣的主要帮手，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麟凤”。

　　1873年7月末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添设保定巡抚之议，闻系旁人觊觎添缺，遂不顾事理之当否。吏部尚欲准行，经枢垣文相力持不可，似专为迁就敝人者。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郭筠仙尝谓督抚同城，为我朝弊政，与尊论同，非久为历练者无此卓识也。”

　　直隶添设巡抚之事刚刚结束，重修圆明园问题又成为政争的中心。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别宫，规模宏伟，景色秀丽。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慈禧少了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1873年8月慈禧就用亲政只有半年的同治的名义下令重修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之意，其实是慈禧企图重圆奢侈豪华的旧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农民反抗风暴中挣扎过来，百孔千疮，“民穷已极”，“伏莽遍天下”，“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形势严峻，不该也无力修复如许豪华的名园，要修就势必搜刮人民的脂膏和大小官吏的钱袋，此实乃致乱之道。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抗疏反对，接着奕䜣出头拦阻。但慈禧一意孤行，照修不误。李鸿章慨叹不已，声称“四方甫定，而土木游观之工，纷然并举，民力几何，徒增忧喟”。他抓住李光昭报效园工木料结讼之事大作文章，支持奕䜣等人的抗争。原来慈禧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美商人购买洋木，以供修复圆明园之用。

　　李光昭财迷心窍，所购洋木值银5万余元，但却虚报为30万两。法、美两国奸商也存心欺蒙，运来一堆朽木烂材。李光昭认为洋商违背合同规定，不肯给价收货。洋商跑到北洋大臣衙门控告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字句，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1874年8月14日李鸿章上疏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请示清廷处理办法。慈禧和同治尴尬万分，只得拿李光昭开刀，说他“欺罔朝廷，不法已极”，著“即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

　　李光昭后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处死。慈禧原以为这场风波就此可以平息了，殊不料御史陈彝、孙凤翔纷纷上疏追究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欺蒙之责。慈禧无奈，只得将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革职留任，并于9月9日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酌量修理三海。当然，慈禧决不会善罢甘休，她为自己美梦的破灭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义，以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的罪名，惩办奕䜣父子，“革去[奕䜣]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然而仅仅过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赏还了奕䜣父子的爵秩。慈禧简直把奕䜣玩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

　　光绪初年，在政坛上又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1880年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上呈《时局艰危请饬调辅巨入赞枢密折》，指责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沓失职，建议饬调远在新疆、“志虑忠纯”的左宗棠进京，“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他声称“当今要务，莫逾于此。”奕䜣也“认为左胜于李”，主张让左“入赞纶扉”。在奕䜣和清流派看来，左宗棠作为湘系的一个领袖，同淮系首领李鸿章积嫌甚深，加之手握重兵，名动公卿，对外“锋颖廪廪向敌”，召之进京，既有利于应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借助之以牵制或代替李鸿章和奕䜣。所以有人说：“至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倾恭邸，其势其焰，几于桓温。”沈相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时因病故而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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