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5)_苑书义

二五

　　同年10月李鸿章再次致函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交织着忧虑和期望地说：“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但中国却“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然而外国侵略者业已“揍集海口”，“深入长江”，它们“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似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李鸿章还将上海道丁日昌密禀一件，附抄呈览。丁日昌提议“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

　　李鸿章推崇丁日昌“识议闳远”，并表示要设立制造外国船厂，“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奕䜣等人十分欣赏李、丁建议，致函李鸿章说：丁日昌密禀“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阁下谓设立外国船厂，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下手功夫，有此把握，尤为切中机宜”，而“函内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之语，深心已露端倪，仍希随时悉心筹酌，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筹划经费之处，统由阁下通盘核计入告”。

　　李鸿章对待奕䜣，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邀宠以借重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奕䜣的宦海浮沉。奕䜣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䜣主持中枢。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是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1865年3月31日编修蔡寿祺疏劾奕䜣揽权纳贿，词连曾国藩等汉族重臣。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䜣，压制曾国藩等汉族大臣，以便集权于一身，特于4月2日诏责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慈禧此举，震惊朝野。大学士倭仁公然出面赞助。曾国藩见到谕旨，读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䜣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李鸿章没有象曾国藩那样“惄然不安”，而是静观朝局的演变。他两次致函曾国藩说：“恭邸近事，轩然大波，倏忽转幻，朝廷听谗可畏，从谏亦可喜也。”“恭邸似可渐复，惟与艮相（倭仁字艮峰）嫌隙日深，仍恐波澜未已。”

　　除了借重奕䜣外，李鸿章还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字执夫，号筱舫）系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由庶常授编修，累官内阁侍读学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李鸿章企图要结之，并进而影响清廷。1864年10月他致书陕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他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

　　然而中国顽固派闭目塞听，不了解敌我强弱之势，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狃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他疾首蹙额、深长叹息：“鸿章略知底蕴，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情见乎词，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绿营水师废弛，建议“讲求兵制”，整顿营伍，筹划海防，置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李鸿章上疏积极响应。

　　李鸿章鉴于自己“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的主张，获得清廷赞许，便精心筹划建立起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简称沪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字醇甫）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

　　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李鸿章除了创办沪、宁两局外，还参与了天津机器局的筹建工作。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地山，时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他早在1862年就在天津小规模试制军用物品和炸弹，加之奕䜣意在必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民，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奕䜣等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崇厚一面向香港购买修造枪炮和仿制炸弹、开花炮等机器，一面寄希望于江南制造总局。然而不久即奉命北上“剿捻”的李鸿章，既散布消极情绪，说津局之设，“恐难遽成”；又撒手不管，听之任之。于是主持沪局的丁日昌。便负起筹划支援天津设局的重任。丁日昌从上海旗记、旗昌两洋行买到八种机器设备，并令沪局代造“铸炮及铸弹所用器具”，分别于1868、1869年解运天津。及至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沪、宁二局虽然名曰机器局，但实际上却是专门制造军械的兵工厂。它们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封建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表明旧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然而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却被纳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里。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或封建官府工业，而是封建官府工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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