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4)_苑书义

二四

　　但是，这场政治风波平息刚满一年，曾国藩就因被捻军打得狼狈不堪，而愧惧交加，称病请求开缺。清廷深知只有换马，才能消灭捻军，因而于1866年12月7日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李鸿章对母亲说：“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翌年2月15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调湖南巡抚李瀚章为江苏巡抚，命署理湖广总督，以李鸿章的僚属郭柏荫、丁日昌分别署理江苏巡抚和出任江苏布政使，又以曾国藩的至友刘崐为湖南巡抚。这种人事安排，目的在于安抚湘淮两系，使三江、两湖连为一体，便于筹措剿捻军饷和稳定后方基地的政治军事局面。著名学者俞樾致函李鸿章表示祝贺：“历观载籍，无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谈，衣冠之盛事。”而这也正是李鸿章努力筹谋的战略大计。他早就指出，欲图中原，东路以江苏为根本，西路以湘鄂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计。”现在由于三江、两湖的地方实权落入湘淮之手，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了。

　　§引进“制器之器”

　　从1864年“用沪平吴”战争结束以后，李鸿章凭借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权势，把“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李鸿章留心考察中外国情，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劣观。他对清廷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尽善尽美的，“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惟有军队的武器装备远逊于外洋，因而造成了“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面对着这种险恶形势，李鸿章依据儒学传统中“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说明了中国因时变通的必要，并阐述了变通的本末观。

　　他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他一面断言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为“郅治保邦”之本，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一面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主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外洋枪炮，引进“制器之器”，并进而造就掌握先进工程技术的人才。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为中国跨过用手工制造机器的阶段、加速实现从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化开辟了道路。不过，他把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工程技术看作“末”，认为“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仅属“治标”性质，目的还在于固本。他向清廷明确表示：“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濬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这表明李鸿章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后面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动力，“即对中国文物制度和传统哲学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李鸿章主张“学习外国利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实现军队近代化，目的之一是为了缩小中外军事力量对比时差距，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他声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当然，除了“御侮”之外，李鸿章还抱有镇压国内人民、延续清朝寿命的强烈愿望。他对清廷说：中国残寇未灭，“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鸿章所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

　　李鸿章认为要改变清军武器装备“陈陈相因”的局面，镇压所谓“潜师洋法”的“不肖之徒”，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就必须仿造外洋船炮，建立近代军工企业。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国利器”，阻力重重。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价值过昂”，而中国倘要仿造船炮，“外国疑忌讥嘲，皆所不免”。他对清廷说：

　　中国因循积弱之由，已非一日，忽焉改其故步，从彼问津，发愤自强之一念，岂能瞒过彼人，初或含愠不言，久必借端造衅。然外洋军火机器，运售无禁，彼既恃其擅绝之技，不妨炫奇于中上；其中又有独神之用，不畏盗法之有人。且机器之巧，兼备百工之妙，人门有得，自归一贯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而向彼开宗明义，当旁参于日用便民。如纺织、刷印、陶埴、代耕、濬河之类，必有机器房可以分往学习，而军火自可类及。善为说词，不见有机心之流露；则相忘无事，不遽启彼挨之惊疑。

　　李鸿章担心列强“借端造衅”，并非杞人忧天；然而他所设计的对策却是幼稚的。一靠“盗法”，二靠从学习“日用便民”机器入手而“类及”军火制造，固然可能收效于一时，但又怎能长久“瞒过彼人”使之不遽“惊疑”而允许中国掌握其军火制造的“秘法”呢？

　　“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当时因循守旧的风气弥漫全国，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要津。这些顽固派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站在古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的一统天下的旧时代里去。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清廷中枢的支持，才能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实现“自强”的理想。他把目光投射到奕䜣、陈廷经身上，企图通过他们打通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这道关节，开拓“自强”之路。由于“扶倾定危”而烜赫一时的奕䜣，以议政王的名义，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辅佐慈禧，倡导“自强”，力图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兴”。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阐明了关于学习外国利器、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制器之人”的“自强”主张；抨击了顽固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以海外区区小国日本及时改辙向西方学习而获得成功为例，断言中国一向讲求“穷极而通之故”，理应并完全“可以皇然变计”。

　　奕䜣等认为李鸿章“思虑防微”，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于6月特地上疏陈言，并“将李鸿章来函录呈御览”。他们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应该以“剿贼”为名，“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他们请饬火器营于曾经学制军火弁兵内拣派武弁3名、兵丁40名，发往江苏，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务得西人之秘”。慈禧赞赏奕䜣等人的主张，当即下谕批准奕䜣等人的建议。慈禧的这一举动，固然是出于加强满洲贵族军事力量的需要，但她肯定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方针，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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