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6)_苑书义

二六

　　沪、宁二局属于清政府所有，采用官办方式。李鸿章虽然深知“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并且预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凭借政治权力无法阻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起，但却主张“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他懂得官府垄断“铜钱”和“火器”制造，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人民、巩固政权的法宝，清政府为自身安全计，必须沿袭旧制，严禁私人染指。沪、宁二局资金来自清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成为它们营运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生产出来的枪炮、弹药和船舰，大部分直接调拨给湘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小部分由各省以协饷等名目调换，只作为代办性质收取成本费，不以商品形式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

　　企业的繁荣和停滞，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生产，而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先进的技术设备，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沪宁二局虽然是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军事工业，但却采取了一套封建的管理制度。每个局都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分支部门，成为行政系统的一个环节。上面有总署节制、督抚监督，有督抚任命、呈报总署核准或备案的总办主持，襄理局务者为会办，下面有提调、委员、司事等。机构庞杂，冗员充斥，大部分经费用于开支薪水和工食，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昂，随着岁月的流逝，此类弊端日趋严重。

　　沪、宁二局创建于经济落后的国度里，从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到技术人员不能不仰赖于外国。李鸿章承认淮军“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宁局也不例外。李鸿章非常器重马格里，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找马格里做顾问。当然，李鸿章并非甘愿长期仰赖外人。他认为起初不得不雇洋人指导，但“经久之道”还在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希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雇用洋匠”和“定购外国机器”，也必须坚持自主之权。他特意向清廷称颂为此而做出贡献的湖北补用道沈保靖，说沈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宫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各洋商评订收货给银，务取该国发货洋文单为凭。委员各有专司，其冗食不究心者汰去之。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无稍冒混。立法最称精善。”

　　李鸿章创设沪、宁二局，制造精利武器，装备清朝军队，虽然具有“靖内患”、“御外侮”的双重意图和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谓“靖内患”和“御外侮”两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沪、宁二局在创办后的5、6年间，矛头主要是对着国内人民的。当时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好”局面。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守定和约，绝无更改”、“遇事曲从，故为迁就”的方针，不惜以民族国家主权来换取“大清社稷之安”。

　　外国侵略者则采取了所谓“合作政策”，主张各列强在一切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合作，不用单独的军事手段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其共同的侵略目的；各列强赞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统治秩序，而清政府则必须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种“合作政策”，对各个列强都是有利的。在中外“和好”之际，清朝封建统治继续受到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南方的太平天国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反清斗争，方兴未艾。其中捻军一度掀起强大的风暴，横扫中原、华北各省，威逼京畿重地。

　　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清朝统治者深感“心腹之害”，并非外国侵略者，而是奋起反抗的各族人民。李鸿章环顾左右，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靖内患”，而不是“御外侮”。因此，他在沪局创办伊始，就指令“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当时铸造的枪炮，还是旧式的前膛枪、劈山炮和生铜炮。1866年他对总理衙门说：“从前置办机器之议，本为兼造枪炮轮船而设，当时以轮船体大物博，未易挈短较长，而洋枪小炸炮最利陆军攻剿，当务为急，是以开办铁厂，注意学制洋枪炸炮。”

　　1868年曾国藩回顾说：沪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细，难兴船工。”及至1867年经奏淮“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才开始制造船舰。1870年李鸿章奏报清廷：沪局开设数年，已造成轮船4只，洋枪、大小开花炮、洋火箭等项，接济各军，应用者均不下数千件。宁局也是这样，“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炸弹、洋枪、抬枪、铜帽等项，解济淮军及本省留防勇营之用。”一位外国人说：李鸿章北上“剿捻”，“带着英国军官在凤凰山给他训练的军队，并且携带了金陵制造局给他制造的大批军用物资和许多门大炮。”

　　沪、宁二局名为清政府所有，实则控制在李鸿章之手，被视为淮系的私产和政治资本。李鸿章在创办沪、宁二局不久，即奉命北上“剿捻”，“驰驱在外，未能躬亲督率”，因而特地向清廷声明，他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他继续监督沪局，宁局也“仍听他指挥”。

　　§培养“制器之人”

　　基于“自强”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试图推进科举改革，造就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材。

　　清承明制，取士仍由科举。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其余虽能学贯天人，道侔伊吕者，皆谓异路。”文科乡会试皆三场，各场试以四书文、五经文、诏、表、判、策、论，三场中以首场为重，而首场尤以四书文为重。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亦然。四书文亦称八股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坚持“凭文而取，按格而官”的原则，企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儒家学说“化民成俗”，借以巩固封建统治。

　　随着封建制度的愈趋腐朽，科举制度流弊日深。及至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为了遴选真才，以适应时势之变迁、挽救清朝统治的危亡，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当时，龚自珍、潘德舆等倡导于下，祁、王茂荫等奏请于上，他们相互呼应，要求改善而不是废除科举制度。他们尽管都是封建制度的“补天”者，但他们讥切时弊，呼吁改善八股取士制度，却使“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透露出一线光明。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强烈地震一样，撼动者清朝封建统治。严重的“内忧外患”，暴露了科举乏才的危害，推动着晚清科举改革的进程。早期维新志土和某些洋务官僚成为推动晚清科举改革的主要力量。

　　1861年早期维新志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发表了《改科举议》、《制洋器议》等论文，成为60年代思想界倡导科举改革的嚆矢。随后王韬、郑观应等维新志士接踵而起，分别写成《上丁中丞》、《变法自强》和《论考试》、《西学》等论著，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宣传科举改革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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