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1)_苑书义

二一

　　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

　　请看无锡的惨景：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追，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年12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之方，但苦无款可筹”，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著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年6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

　　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由此可见，李鸿章奏请减赋，一方面是想“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使清政府得到“实济”；另一方面是想动员“吴民”“争先复里”、“踊跃输将”和积极支持反革命战争。

　　李鸿章笔下之“吴民”，从阶级成分来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时也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无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给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钱粮，将佃户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为有益，寻户部议业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

　　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军的“乡团”，是由地主绅士倡率，而以“农夫牧竖”为基本成员的。所谓“农夫牧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愚贱”者流。李鸿章减赋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的那股反动势力和诱骗闭塞落后的“农夫牧竖”起而对抗农民造反。

　　何谓“办理均赋”？在李鸿章看来，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交”，而小户则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日益激化。李鸿章深感这种局势的危险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钱漕之绅户”，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镇压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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