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0)_苑书义

二〇

　　李鸿章攻陷苏、常诸城之后，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依然屹立不动，曾国基督湘军久攻不下，“智力俱穷”。清廷为了早日消灭太平天国，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深知从清朝统治全局出发，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曾国藩兄弟虽然一心想独占攻陷天京“首功”和天京财富，反对淮军染指，但在表面上却又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

　　李鸿章深悉个中奥秘，一面向曾氏兄弟买好，表示“不敢近禁臠而窥卧榻”，一面向清廷倾述苦衷，把抗旨的责任推给曾国藩兄弟。赵烈文在评论6月21日李鸿章所上奏折时说：“按此折明以此间不愿会攻之意入奏，冷眼观定，不至此间地道无成，急追求助之时，不会来攻。噫！可谓坚矣。”曾国藩眼见李鸿章泄露了天机，担心受到清廷的惩罚和舆论谴责其“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特于6月25日上疏恳请“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对于曾李之间围绕会攻天京问题的勾心斗角，赵烈文曾评论道：

　　按少帅（李鸿章）前致中丞（曾国荃）信，力言不来，黄昌歧（翼升）军门至皖为之游说，则告中堂（曾国藩）以苏军炮队之利及口粮亦止半关，无贫富相耀之虑。并言但得中堂一纸书，即无不来。其五月十八日（6月21日）奏片则又明指中丞有信，不须其来。而十八、九日间中旨，忽云饬令李鸿章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会剿之语。则京都权要处，必先有信，言此间之不愿其来。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

　　中堂此疏，不望有功，但求无过，其辞气之卑约，不独自雪无专功之念，而李之骄亢，已隐然言外。处功名之际，固当如此，即论手段，平直无奇，实则高李数倍，不可不细细体味。

　　赵烈文站在曾国藩兄弟一边，指责李鸿章“图望大功”而费尽心机。其实曾国藩兄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曾国藩玩弄权术，“高李数倍”。他以“卑约”的“辞气”，掩饰自己的贪婪，暴露“李之骄亢”，正是其阴险狡诈的表现。李鸿章有鉴于此，决定派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27营会攻天京。7月18日曾国荃收到李鸿章的来信，得知援兵将至的消息。据赵烈文记载：当时曾国荃“在龙脖子行营，接此咨传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曾国荃督湘军攻陷天京，终于如愿以偿。日后曾国藩特地向李鸿章表示谢意，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李鸿章虽然没有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清廷“论功行赏”，不仅给曾国藩兄弟加官晋爵，而且晋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霸术”与“德政”

　　李鸿章在苏南每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一地，就立即重建政权，以“霸术治民”，并被追采取一些以退为进的政策。所谓“霸术治民”，就是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专政。

　　李鸿章在所谓“用沪平吴”时，认为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淮军侵入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万和平居民”，并对太平军俘虏施以“最精细的残忍酷刑”。据外国目击者说：

　　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全被刺入了箭簇，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另种办法。……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些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象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李鸿章在会同戈登施展诱降阴谋夺取苏州后，竟然下令：“凡是苏属口音者，悉放归，南京以上，不分良莠尽杀。”当淮军侵占无锡以后，“这批卑劣的家伙本其惯技滥杀无辜的居民，估计惨遭杀戮的达六千人以上，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居住在太平军的城市里。”淮军对常州也同样进行了烧杀抢掠。赵烈文记载其家乡常州阳湖县被劫惨象时说：

　　同乡丁听彝来，久谈，饭后去。里中复后，渠从江阴口至家，住七日。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尸骸遍地。渠到时为五月底，距城破已五十余日，尚未检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兵占住或毁坏，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某字营，分四门，不准乡民人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抄扰，……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862年5月淮军与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会攻南桥开始到1864年5月淮军与常胜军攻陷常州为止，中外反革命联军仅在苏南几次较大的战役中就杀害太平天国军民约达10万多人。

　　李鸿章淮军的残酷屠杀，既是阶级报复，又是为了掠夺财富。

　　据柴萼记载：

　　（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文忠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敌所囤米，据为私有，文忠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

　　这清楚地说明，李鸿章是淮军官兵肆意焚杀虏掠的罪魁祸首。当群众抓住为非作歹的兵勇来辕喊冤时，“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

　　据赵烈文的同乡揭露：

　　（李鸿章）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芳，其年侄，李所[信]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慄而出。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党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兵去攻打江阴，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出城，城中渐就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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