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2)_苑书义

二二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著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客”。

　　苏松太常镇五属减赋后，实际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农虽应受益但并未“蒙其惠”，因为地主破坏了康熙四十八年有关蠲免钱粮的规定。据1881年苏州士绅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减漕粮，城中绅业，格外体恤，将业主应免十分之七，尽数蠲入佃户，而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没入己”。这是农村地主公然藐视国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则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将催甲等钱，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户名目，虽屡经谕禁，但并未革除，可谓名亡实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设立两种征收钱粮的粮柜，“粮柜设于堂，而又有所谓内柜者，则以堂柜为外柜”，“内柜可减成，犹大户也，外柜则全完，犹小户也，特避其名耳”，“内柜皆绅及富室之强者，其费省，外柜则富之懦老与乡里小户属焉。”李鸿章也供认：“苏松钱漕最重，自减赋改章后，大户仍不免包抗，州县更加苦累，此亦积重难返之势。”

　　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试图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因限于主客观条件而成效甚微，1865年统治营垒中间就有人抨击李鸿章“战功虽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惟闻厚敛。”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江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乐也。”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阳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

　　第三章　自强与剿捻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趋向稳定。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继续坚持数年之久，但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了。

　　经过农民运动风暴的扫荡，爱新觉罗氏皇权趋于衰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崭露头角。汉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军取代了经制军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地位，许许多多湘淮军将领一跃而成为督抚、提镇等地方军政大员，中央政府对武装力量和地方政权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撑危局，又鳃鳃然限制其坐大以防范内轻外重之患。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夭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

　　清廷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杨李抑曾。

　　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远权避谤”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认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军“以济湘勇之穷”，稳操兵权，从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致书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

　　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误战机，曾国藩曾宣言批评道：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两，结余43350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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