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9)_苑书义

一九

　　李鸿章恼羞成怒，调集淮军主力和常胜军疯狂进攻。太平军抵死抗拒，屹立不动。5月初太平军主动撤退，太仓终于易手。太仓陷落，成为迫使李秀成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从皖北后撤的诱因之一。李鸿章得知李秀成回救苏州，就赶紧函嘱曾国荃“猛攻金陵等处，无令忠部得全萃苏沪”。曾国荃随即指挥湘军“攻破雨花台石垒及聚宝门外各垒”，李鸿章也指挥淮军乘机滚，营前进，侵占昆新和杨舍，从而使苏州暴露在敌人的军锋之下。

　　1863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采取分兵三路、“以剿为者”、“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中路由昆山进苏州，以程学启所部陆军当之。北路由常熟进江阴、无锡，“为扼吭拊背之计”，以李鹤章、刘铭传所部陆军当之。南路由柳淀湖进吴江、平望、太湖，以李朝斌所部大湖水师当之。此外，以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辅并进；以戈登所部常胜军移驻昆山，专备各路游击援应：以潘鼎新所部扼扎金汕卫，刘秉璋所部扼洙泾，杨鼎勋所部扼扎张堰，以防范杭嘉湖地区太平军进窥松沪。

　　面对李鸿章分进合击苏州的阴谋，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赶到苏洲，与谭绍光等研讨应敌方略。李秀成一面调兵屯驻江阴、无锡，涧进援苏州，一面准备以攻为守，分兵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打破敌人的围攻，转入外线即敌之内线去作战，李秀成的应敌方略虽然正确，但却因湘军猛攻天京和天国“内乱猜忌”而未能付诸实现，苏常太平军终于陷入消极防御，节节败退的困境。7月戈登常胜军和程学启部淮军攻占吴江、震泽，切断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9月李鹤章、刘铭传部淮军攻陷江阴。程学启部淮军伙同戈登常胜军进逼苏州。太平军在谭绍光的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誓与苏州共存亡。

　　11月下旬淮军伙同常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太平军“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退”，重创来犯之敌，由于屡攻不下，继续”攻城就要遭到失败”，所以李鸿章、戈登等便把希望寄托在苏州太平军内部“骆国忠试”的人物身上，通过淮军副将、太平军叛徒郑国魁策动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等叛变。纳王郜永“宽是个“秉性恶劣、气量狭小、心胸奸诈的人”，苏州”守军“半数以上均归其节制，虽然他的品级在统帅慕王之下，可是他比慕王掌握了更大的兵权。”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财产”和从清廷那里“领取重赏”，不惜串通狐群狗党，阴谋暗害忠贞不二的哀王，向敌人献城投降。郜永宽先派汪安钧与程学启会面，恰谈叛降事宜，接着就亲自出马，与程学启、戈登议定降约。郜永宽答应谋杀谭绍光，以苏州降清。程学启、戈登承诺清廷赏赐郜永宽二品武职。

　　正当这场血腥交易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李秀成自无锡抵达苏州。他除亲临前敌指挥战斗外；还向谭、郜等“倡议放弃苏州和南京，将全部太平军转移至广西”。谭绍光“反对此议，主张坚守，奋战到底。”郜永宽等“因为想要投降，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见。”李秀成虽然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但却“不严其法”。他深知形势不妙，与谭绍光“恸哭而别”，离开苏州出屯金匮县伯渎沿线的茅塘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敌。叛徒郜永宽等幻想用战友的头颅敲开“幸福之门”，但是李鸿章却踏着他们的尸体而升官晋爵。

　　为了防止“降众复叛”和消除“尾大不掉之虞”，李鸿章和程学启密谋诱杀降将。杀降本为不仁之举，而李鸿章却以杀降“自娱”。据目睹者说：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8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人，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并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宫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了“八降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3万人。有些外国人在惨案发生后20天，还“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并“因亲眼目睹了人类屠杀的可怕证据而感到不寒而慄”。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茎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攻！然而，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交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鸿章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是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与其说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人城之功”，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衅端，一面搜刮大批银两“犒赏”常胜军，一面乞求赫德出面斡旋，终于了结了此桩公案。

　　中外反革命联军攻陷苏州，对太平夭国危害极大。洪仁玕痛心地说：“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苏州失守后一周，无锡亦陷入敌手。李秀成也承认“那时兵乱民慌，寻恩无计。”他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连夜赶回天京，主张战略转移，洪秀全却因昧于大势，断然地拒绝李的合理建议，决定婴城固守，同敌人硬拚到底。从此，李秀成只得留守天京，致使苏浙太平军陷人群龙无首的局面。李鸿章抓住有利时机，兼图常州和嘉兴，以巩固苏州和松沪门户。

　　5月，淮军会同常胜军攻陷常州，护王陈坤书力战被俘殉国。曾国藩闻讯，欣喜若狂，特地致函李鸿章，吹捧有加，说什么“壮哉！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之。”

　　李鸿章在夺取常州之后，设法解决了遣撤常胜军和会攻天京两个棘手的问题。

　　由苏州杀降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深深地刺痛了李鸿章。他断言“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既然是“磨难星”，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每思乘机善遣，徒以军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1864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侵占常州后，遣散常胜军的条件业已成熟。

　　戈登考虑到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淮军逐渐西化和常胜军严重腐化的现实，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消廷认为这“实属不可失之机”，指示李鸿章“乘势利导，妥为遣散。”李鸿章更为高兴，声称“此是苏省最要关键”。当然，他对常胜军并非全裁，还酌留得力炮队600人，枪队300人，海生轮船数十人，已及原额三分之一，并留外国军官12名，帮同教习，这实际上是李鸿章把常胜军精锐从戈登之手夺归已有，使之成为淮军的有机组成部分，“训练操纵由我”。他这样做，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关于追散常胜军会危及上海安全的躭心。

　　李鸿章自信“笼络”“控驭”常胜军是成功的。1864年他供认“两年来剿贼立功”，深赖戈登的“指臂之助”，他依靠常胜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苏常地区，随即遣散了常胜军。曾国藩吹捧李鸿章“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挞龙蛇视若婴儿之风，尤以为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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