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8)_苑书义

一八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区，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驻军“上海，既可拴制“饷源重地”，攫取关税厘捐以支撑其扑灭太平军的战争，又便于直接勾结外国势力。他不象曾氏那样，满足于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从英、法列强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首先体会到外援的巨大价值。当然，他有时也说些“洋人不可专恃，沪防心须自强”之类的话，这虽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还是为了胁迫清廷接受“用沪平吴”方略。其实，所谓“用沪平吴”方略，不仅丝毫无损于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强所希冀的。早在李鸿章淮军抵沪之前，何伯就断言：“这样一支增援部队，如能迅速得到，将有利于实现拯救上海，使这班讨厌的太平军不再逼进上海的计划”。

　　淮军是根据上海官绅买办的乞求而组建，是依靠上海宫绅买办的资助而抵沪的。他认为“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乃上海士夫所请，不可背弃，以孤众望。”他深知上海官绅买办的向背关系着淮军的命运，而淮军的兴衰又决定着个人的宦海浮沉。

　　李鸿章驻军上海，“用沪平吴”，确实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危害。

　　淮军抵沪时，敌我双方军事斗争态势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湘军步步进逼天京，陈玉成被俘牺牲，太平军在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军在克复杭州、解除苏州南面的威胁之后，乘大胜余威进攻上海，清军、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节节败退。但是，为时不久，东线军事形势就急转直下，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5月底，湘军主力曾国荃部陆军、彭玉麟部水师进抵天京。6月中旬李鸿章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坚守苦战，连战皆捷，捕杀太平军3000余人，随后自上海进占泅径，李秀成部太平军不战而退，并放弃广富林等处，松江解围。在这次战役中，李鸿章亲临前敌指挥。当有人以“公重臣当持重，不可亲冒锋镐”相劝时，他回答说：“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

　　虹桥等战役之后，李鸿章陶醉于胜利之中，公然吹嘘淮军在上海“全局安危间不容发”之际，“奋勇击退巨寇，歼渠扫穴，肃清松沪各防”。据徐宗斡记载，经过虹桥等大战，原来被“笑指为乞丐”的淮军“军声彪起，西人相顾，皆以拇指示之。”这就促进了淮军同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的军事勾结，巩固了中外反动派在上海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堵塞了太平军夺取上海的通路。李鸿章依托上海执行其战略任务，内靠宫绅买办，外靠英、法列强，搜取上海关税厘捐以“抚用客将，改练洋枪，并自制开花炮弹”，攻打太平军，同时不断协济曾国藩兵饷和洋枪洋炮。

　　由于上游湘军和下游淮军、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相互呼应，分进合击，以致迫使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

　　8月，李秀成决定亲率大军回援夭京，并派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率劲旅留守苏杭，伺机规复上海。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所谓“袭忠贼之后而遥为金陵分其势”的战略方针，两眼盯着西线，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线胜败确信后，“再水陆进剿以惊扰之”，或“相机进攻以牵制之”。

　　10月底，正当李秀成督军与曾国荃湘军在天京会战进入紧急阶段，李鸿章淮军勾结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侵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李鸿章函告曾国垄说：攻占嘉定后，“各营均移扎前路，声言进图昆太，遥为贵军援应，如忠逆回顾苏巢，则金陵又当轻松。”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太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翔，进围四江口。李鸿章看出谭绍光等的战略意图，赶到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兵将，亲自督战，终于挫败谭绍光等的攻势，杀害太平军将士2300余人。李鸿章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谎报战绩，说“歼捦悍贼至一万数千名之多”，“获此奇捷，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后来江苏巡抚恩寿甚至把四江口之役吹嘘成“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这虽系别有用心的鼓噪，但此次战役也确实给太平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淮军巩固了在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挺进松沪，并被迫从西线分兵保卫苏昆腹地。

　　李鸿章利用湘军在西线牵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机，在东线“乘其疲而蹙之”，一面调兵遣将攻城夺地，一面施展诡计招降纳叛。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抗拒者设法攻打，投诚者乘势招抚”，双管齐下，既“平吴”，又牵制太平军西进之势。四江口战役结束后，清廷指令李鸿章“趁此声威进捣昆山”，藉以巩固松沪门户，打通进攻苏州之路，防止太平军“悉众救援金陵”。但是李鸿章却认为这是孤军深入的危道，“不敢轻进”。他打算等待“上游诸军攻剿得手，使该逆奔救不遑。然后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后夹击之势，庶无进退狼顾之虞。”他在静观西线战局、窥侧时机以求一逞的同时，加紧对东线太平军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

　　“剿抚兼施”本来是一切反动势力扑灭革命火焰的惯用伎俩，上海官绅薛焕、吴煦、吴云等早就同暗藏在苏南太平军内部由徐佩缓（伪降的永昌团练头子）、钱桂仁（常熟守将）、李文炳（昆山叫将）、熊万荃（主管苏州政事，后调离）等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声气相通，妄图里应外合，攻占苏常和嘉兴地区。李鸿章抵沪后，承袭薛焕等人衣钵，乞灵于策反活动：而徐佩瑗、钱桂仁等则改换门庭，投靠李鸿章。1862年底，徐、钱等人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密谋叛乱。

　　李鸿章派部将周兴隆潜入常熟，徐佩瑗则赶赴苏州，“暗为要约，以冀连络一气”。幸好谭绍光有所察觉，逮捕徐佩瑗。钱桂仁闻讯赶来救应，并企图把李秀成骗到常熟杀害。不料，钱桂仁的阴谋尚未得逞，而其亲信部将骆国忠就为夺取他的财产和”反正”的“首功”，于1863年1月在常熟抢先发动叛乱。谭绍光督兵进剿，永昌团练半途截击，公然叛变。谭绍光派兵扫荡永昌，并杀死徐佩瑗。

　　李秀成调集援军，亲临督战，包围常熟，并夺回福山等沿江口岸，截断了从常熟通向上海的清军水陆交通。骆国忠“死守求救”。李鸿章表示“无法救之。设降众果与力持，以毒攻毒，于我尚无所损。”后来李鸿章虽然调动淮军主力会同常胜军攻占福山，但仍无力解除常熟之围。及至3月以后，由于李秀成遂旨挥军渡江“进北攻南”，陈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谭绍光被迫撤军。常熟叛变，福山陷落，大大地改变了苏南战场的形势。李鸿章得意忘形地说：“常熟为苏州饱源，福山为江海门“户，易守难得。……吾力能保常、福，即进取苏常根本也。”原、来局处上海一隅仅能自守的淮军和常胜军，从此便得以悬军深入苏南腹地，据常熟以拊苏州之背，并可夹攻昆太了。

　　太仓、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仓位于常昭、上海之间，控：制着常昭的后路。太平军坚守太仓，隔断了上海与常昭之间的陆、上通道。李鸿章深知只有占领太仓，才能进取昆新，并以常昭为。基地，西攻江阴，楔人锡金，对苏州地区形成包围的态势。因此，李鸿章必欲侵占太仓而后快。他起初本想凭借武力强行夺取，但由于连连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动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叛变。蔡元隆将计就计，枪伤前来受降的李鹤章，毙伤无数淮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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