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4)_苑书义

一四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淮军核心分子即淮军大枝劲旅的统领共计15人，即亲兵营李鹤章为贡生、团首；铭字营刘铭传为团首；开字营程学启为降将；奇字营刘士奇为防军；鼎字营潘鼎新为举人、团首：盛字营周盛波、周盛传为团首：树字营张树声为廪生、团首，张树珊、张树屏为团首；庆字营刘秉璋为进士，吴长庆为世职、团首；松字营郭松林为木工；勋字营杨鼎励为防军；加上最高统帅李鸿章为进士；其中有科名的5人，余者多为地主团首或团勇以及防军、世职、木工、降将等，这同重要统领多有科名的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淮军统领中，李鸿章特别器重太平军叛徒程学启，将其吹捧成“沪军第一骁将”，自己的“左臂”，说什么“此公用兵方略为十余年来罕有之将”。相比之下，在淮军统领中科甲出身的既少又难得重用，这就不能不引起拥有进士、举人之类头衔的将领的不满和非议。刘秉璋的“愤激之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李鸿章轻视门第出身，但却重视以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等封建关系作为维系淮军的纽带，而这是同湘军一脉相承的。即以上述15名淮军核心分子为例，同乡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安徽籍者多达12名，其他湖南籍2名、四川籍1名。除了同乡关系之外，还有兄弟关系，包括3个家族7个兄弟，即李鸿章与李鹤章、周盛波与周盛传、张树声、张树珊与张树屏；师生关系涉及10人，即刘秉璋、潘鼎新为李鸿章弟子，周氏兄弟、张氏兄弟和郭松林、杨鼎勋也师事李鸿章；姻亲关系涉及4人，即刘铭传与杨鼎勋，刘秉璋与吴长庆。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整个淮军内部封建关系的缩影。

　　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属淮扬水师和太湖水临淮扬水师系由曾国藩一手办成，统领黄翼升及营宫借自湘军外江水师，饷项分自湘军内江水师，营勇募自湖南，沿袭湘军传统，并无淮军色彩。

　　太湖水师是1862年由曾国藩经手造船集军而成，战船造于安徽铜陵峡，营伍调自湘军外江、内江水师，井从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1863年6月曾国藩决定“调李朝斌领水师赴上海，腾出黄翼升水军溯江人淮，以为临淮宫军之助”。曾氏意在以李换黄，但李鸿章却企图控制两支水师以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黄翼升，一面催调李朝斌。8月李朝斌带领太湖水师抵沪，而黄翼升和淮扬水师却仍旧原地不动。

　　李鸿章从抵沪到完成“以沪平吴”任务，历经29个月，所部兵勇逐渐扩充。1863年5月他函告吴棠：“敝军水陆接续召募，现已4万人，分布浦东西数百里间，犹觉左支右细。”及至1864年10月他再次对吴棠说：“敝部水陆七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窥出李鸿章扩军的趋势。当然，所说水陆军4万或7万，并非尽属淮军，而是以淮军为主；兼及其他以巡抚身份统驭的诸军。

　　李鸿章在扩军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以图“自强”。他的这种“自强”活动，是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而引发的，倡导洋务运动的则是一批以洋务派著称的人物。洋务派是由部分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

　　站在支配这个庞杂派别政策地位、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是其中的满汉军政要员，如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这些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等方面，却是基本上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共性使之成为洋务派的主导力量。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的人物，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作为杠杆推行“洋务”；他们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既保留儒学传统，又引进西学新知，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胃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都是带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对待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从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而抗争的一面。当然，这些作为洋务派主导力量的军政要员，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并非是等齐划一的。

　　李鸿章早在安庆时就开始接触洋人和西方的坚船利炮，萌发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念头。1862年3月底李鸿章在带领淮军附轮东下前夕，曾致函李桓说：“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及至上海，在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中，看到在热武器方面中国远逊于西方的现实，并断言这正是中国军队和国家衰弱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只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才能“自强”。他所言的“自强”，首先是针对太平天国的。

　　因为在他看来，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胃，是为了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而当时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威胁主要来自“内寇”。他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这表明李鸿章“自强”的目的，眼前是镇压太平天国，从长远来说也含有抵御外侮之意。不过抵御外侮在当时既不是“自强”的主要出发点，也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中外反革命都把太平天国视为大敌，李鸿章执意“借师助剿”，英法列强决心进行武力干涉。虽然李鸿章同洋人也不无权益之争，但这是从属于中外勾结共同绞杀太平天国的大局的。

　　李鸿章在“华洋会剿”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一面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一面看到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因而得出淮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的结论。

　　李鸿章“讲求洋器”，一开始就遇到不少阻力。外则英法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价值过昂”，内则怀疑、阻挡者所在多有，特别是其师曾国藩“始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不大赞成李鸿章的做法。李鸿章复信曾国藩表示“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自己“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戒渝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哉之。”在实践中，李鸿章“讲求洋器”，从购买洋枪炮开始，渐趋把购买西方枪炮和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结合起来。他首先急索“妙品”，购买洋枪洋炮不惜重资。当时淮军所购用的，与洋兵一样，“皆系前门枪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他设法弄到了32磅、68磅大炸炮。

　　淮军聘请外国军官，教演洋枪，最早始于刘铭传的铭字营。此后其他各营也广为聘募，以为教习。李鸿章奏报清廷：“臣军由江南剿贼，人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他聘请外国军官教练，但力主“莫专靠洋人做生活”，认为“总要我军能自收自放，然后出而攻战，可无敌于天下。”

　　外国军官教练兵了，除了聘请外国军官进营教练外，还有派拨兵丁给外国教练的一种形式。1862年5、6月间，李鸿章应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之请，将薛焕旧部千人拨交何伯选派的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训练，练就后改为会字营。继而因法军要求代练，李鸿章就从当地练勇中拨出600，交法国军官庞发在徐家汇（后改为高昌庙）训练，即为后日的庞字营。未久，恭亲王奕䜣秉承英法公使之意，指示李鸿章派拨兵丁与外国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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