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3)_苑书义

一三

　　他以生动的笔触，抒发了投笔从戎、前路崎岖的感慨和思念女儿的骨肉之情，反映了渴望早日结束战乱、重享天伦之乐和娇女成长为像东晋女诗人谢道祖那样”咏絮才”的心声，情真意切，凄楚动人。不料，是年9月周氏去世，两个女儿失去了母亲，爱妻去矣，娇女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李鸿章肝肠忧煎，感伤不已。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戎马倥偬，使李鸿章无暇顾及个人婚事。1863年12月李鸿章在夺取并移驻苏州之后，认为苏南战事即将胜利结束，重建家庭的时机已经到来，因而便于1864年，1月迎娶赵氏为继室。赵夫人（1838—1892），名莲儿，籍隶安徽太湖县，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赵畇，道光进士，是李文安的好友，李鸿章回籍办团练时的同事。李瀚章为之请媒求婚，赵畇欣然许之。

　　李鸿章特地请长妹陪同老母前来主持婚礼，在完婚之后，长妹又调和于婆媳之间。李鸿章说：“继室未谙姑起居，颇虑不得吾母意，妹左右导迎之，妇姑相待尤欢。”赵夫人比李鸿章小15岁，生三男一女，即经述、经远、经迈和菊耦。她是一位深受封建礼教薰陶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李鸿章对之宠爱有加，赞扬她“奉侍慈闱，经理家政，礼法秩然，贤明之称，中外无间”，使自己“藉免内顾之忧”。

　　§“练兵练器”

　　李鸿章抵沪就任苏抚后，遵循“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师训，积极“练兵练器”，大力加强军事实力。

　　当时李鸿章虽然身为一省之长，但政令却不出上海孤岛。连成一片的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沿江连营、深沟高垒、四面包围、待机进取上海的太平军，使李鸿章深感强敌环伺，仅凭原有的13营淮军既无法击退太平军、保住上海，更难以歼灭太平军、“规复苏常。”因此，他当机立断，把募勇添兵、扩军备战放在一切工作首位。在1862—1864年间，李鸿章就增建淮军营头30余个。淮军扩充营伍的方式，与湘军的不尽相同。将帅返湘募勇是湘军采取的主要方式，淮军起初也曾效法过这类作法。

　　1862年夏李鸿章曾委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招募树字一营、铭字两营、鼎字两营、庆字两营、开字两营，共计9营。但是，对于张、吴返乡招勇一举，社会上留难、嫉忌者所在多有。李鸿章为此曾向曾国藩诉苦说：“新募各营，其有成军起程禀报到辕者，求通行沿途营卡放行，张树声等五营，李世忠来咨，疑为奸细，竟有留难之意，即都（兴阿）黄（彬）各处，嫉忌多端，千里募军，殊为耽心。”除了李世忠“留难”、都、黄“嫉忌”外，曾国藩甚至一度截留张、吴所募9营防守无为、庐江，将其置于无用之地。此后由于时势危迫、需兵孔亟而就地取材较为便捷，所以淮军再无统将返乡招勇之事，而主要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扩充营伍。

　　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防军不下5万，李鸿章根据“就地陶洗”、“择将而使”的原则，将“洋烟油滑之徒”陆续简汰，“遣去三万余人”，对于选留的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湘淮籍兵勇，则用湘军规制，重新编组，有的以原有之将统领原有之兵，有的另行委派统将，前者如况文榜常字营、梁安邦虎字营、刘士奇奇字营，后者如郭松林松字营。其中奇字营和松字营逐渐成长为淮军主力之一。奇字营是由薛焕派滕嗣林在湘所募抵沪之勇7百人组成，以出身防军的刘士奇为统领，后被李鸿章收入淮军。郭松林原为曾国荃部将，以慓悍著称，因遭忌出走，于1862年6月末只身赴沪投效淮军。李鸿章致函曾国荃说：“郭松林来沪，正值紧急之际，鸿章稔知其打仗奋勇，因调沪中旧营，令其选练五百人，求公赏借，勿苛责之，鸿章当时时箴砭其过。”

　　李鸿章收编两淮团练，除附轮抵沪的铭、鼎、树、庆诸营外，还有随后由陆路绕江北而抵沪的亲兵营、盛字营和传字营。亲兵营的统领是李鸿章弟弟李鹤章。1862年曾国藩让李鹤章带领因“洋船不能尽载”而滞留在安庆的淮军各营马匹5百并增募淮勇于人，绕道淮扬里下河，出海门抵上海，随李鹤章带队东下的还有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周氏兄弟原为合肥西乡团练头子之一，与张树声、刘铭传相为犄角，后曾归隶李元华部，随李鹤章抵沪后，便以所部成立盛字营和传字营。

　　李鸿章在创建淮军之初，面对“各营宫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的现实，不得不借将带兵，著名的除借自曾国茎的郭松林外，还有借自鲍超的罩联陞、宋友胜、杨鼎勋。李鸿章抵沪后，令罩氏立覃字营，杨氏立勋字营，宋氏统带水师，在借将统带的各营中，松、勋两营，后来几乎同铭、盛、树、鼎诸营并驾齐驱。据刘体智说：郭、杨二将先从李鹤章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晒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李鸿章极为重视收编太平军降众的工作。因为这既有利于瓦，解太平军、扩大淮军兵员，又能实现所谓“以毒攻毒”的阴谋。李鸿章充分地发挥了皖籍太平军叛徒程学启的带头羊作用，侧重招降皖籍太平军将士。他写信给曾国荃炫耀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指李秀成部）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淮军收编太平军降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而其中成为太平军劲敌的则有吴建瀛的建字营、周寿昌（即钱寿仁）的昌字营、骆国忠的忠字营等。

　　此外，李鸿章还曾采取委托外国军官练军带兵、截留常胜军余众等方式，以扩充淮军营伍。

　　李鸿章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注意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一支淮军水师，是在安庆组建的善字营，以无为州外委孙善成为统领，拥有五只炮船，随淮军陆营东援上海。李鸿章抵沪后，改编了上海旧有水师防军和苏嘉等地部分枪船。上海旧有水师防军，以江南提督曾秉忠为统领，全系广勇。李鸿章起初将其裁减一半，仍由曾秉忠统领，不久又进行了一次精简整编，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别统领，仍称师船。苏嘉各处枪船，约有万余只。李鸿章认为枪船成员“大都游民土匪，依违两边，用以侦探向导则可，冲锋陷阵则不能”。对于这些枪船，黄翼升与淮军诸将“皆厌弃之”，惟有李鸿章力主采取“羁縻”之策，并收编了安徽合肥盐枭出身的郑国魁、郑国榜等人的枪船，立魁字2营。此外，李鸿章还在铭军中设有水师2营，鼎军和春字营中各设有水师1营。

　　由此可见，李鸿章扩充淮军，同创立淮军时一样，并没有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路线，而是以地主团练、太平军降众和旧有防军为主要吸收对象。这种作法，引起了某些卫道者的批评，刘秉璋就曾为此而发过一通“愤激之论”，据他的儿子回忆说：

　　同治三年甘肃平凉道合肥李季荃观察鹤章，因统领淮军未能大得志，致书先文庄公（刘秉璋）云：恨不能读书成进士，人词馆，为带勇根基云云。先文庄公以书戏之日：带兵最合法有十等，一为粤捻匪投诚，次为土匪投诚，三为光棍地痞，四为行伍，五为不识文字，六为秀才，七为五贡，八为举人，九为进士，十为翰林。公本为六等，何必羡慕九十等那？云云。先文庄公之言，实属愤激之论。刘秉璋的这通议论，显然是针对李鸿章轻视门第身世的倾向而发的。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咸丰十年进士，早年曾师事李鸿章，1862年10月经李鸿章奏调抵沪襄助军事，统领庆军。他是淮军将领中除李鸿章之外唯一的进士。李鸿章称誉他“沈毅明决，器识宏深”，与之“为道义交十有余年，深知结实可靠”。李、刘之间虽有师生之谊，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殊不能相惬”，曾国藩、左宗棠乘机插手，“时露招致之意”。建军路线就是双方分歧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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