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2)_苑书义

一二

　　李鸿章自从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就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救时匡国。他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他个人的职位、财富和品性，成为他的幕府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统帅李鸿章为中心，肩负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均以统帅为礼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统帅分配督导，其地位既为私人宾席，又可随时因功奏保升涉，授以实缺；其薪给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的私囊。李幕虽然效法曾幕，但在幕宾的选择上却有明显区别。“满量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这是李鸿章吹嘘曾幕人才荟萃的诗句。

　　曾幕确实聚集了一大批虽然动机不同但却具有各种才干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谱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学侍从，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但是，李鸿章用人却“取瑰异俶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熹。”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把能力置于道德之上，注重罗致经世致用、精明练达之士，而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恃从。他对应聘入幕的人员，多能量才而用，发挥专长。比如，他延揽被誉为“操行贞笃，条理精密”的钱鼎铭、“精思卓识，讲求经济”的冯桂芬襄办营务；招致号称“学识轶伦，熟悉洋务”的凌焕、“才识宏远，沈毅有为”的周馥办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由于断定“洋军火及捐厘，尤为敝军命脉所系”，因而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军火两方面，网罗和动员的幕僚就比其他部门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和松沪厘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制的丁日昌、冯焌光等。

　　李鸿章对这些幕宾格外器重，赞誉薛书常“廉慤明斡”，王大经“操守廉介”，郭柏荫“老成雅望”，陈庆长“精核廉敏”，王凯泰“开明精细”，陈鼎“学养深这”，丁日昌“才猷卓特”，冯焌光“才气开展”。从李鸿章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幕宾具有廉洁、精明和干练等特点，其中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三人更富于典型性。他们与李鸿章志同道合，声气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抚宝座，又凭借个人才智为淮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丁日昌（字雨生）系贡生出身，作过江西县令和曾国藩幕僚。

　　李鸿章赏识其才，早在援沪之初，就曾“求之幕府相助”而未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至广东提督昆寿军营“协助筹划战守，督办火器”。但是李鸿章并未气馁，先向粤省吝调被拒，继而于1863年专折奏准来沪，经理军械火药购置与制造。从此丁日昌扶摇直上，1864年升署苏松太道，后历摧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四年四迁，后曾任福建巡抚、船政大臣。王凯泰（字补帆）是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1863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江苏牙厘局，后升任福建巡抚。郭柏荫（字远堂）也是道光进士，1863年李鸿章以僚属调用，先后署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继而升任湖北巡抚，并一度兼署湖广总督。

　　李鸿章依靠这个班底，确实基本上解决了购制军火和捐厘胁饷问题。先拿捐厘助饱来说，李鸿章自从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以后，就置“商怨沸腾”于不顾，“百计搜剔，无孔不入”。他虽然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仍不断下令加征。及至督军挺进苏南以后，每侵占一地，“即酌添卡局，以济军饷”，结果“分卡之密，近于烦苛”。当时江楚各省厘金每年不过百数十万，而苏松2百余里内却岁收厘捐近3百万。常熟柯悟迟抨击道：“关卡重重，抽厘叠叠”，“实在有益于军饷者不少，竭膏血于小民者亦多。”1867年曾国藩供认：“苏南厘金之弊，怨默繁兴。”“饷源所恃，仅在厘金，征敛百端，民穷财尽，此大乱之道，已在眉睫。”但因苏省厘金皆为李鸿章“之所设施，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徒呼奈何。

　　李鸿章为了给“怨默繁兴”的捐厘助饷辩解，公然说“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当然，李鸿章着眼于“捐厘助饷”，并非不想染指关税。江海关关税，循例应解户部。但从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火漫延到长江下游以后，就改为“尽所收厘捐关税抵放军需”。及至李鸿章就任苏抚，江海关关税除了按照中英、中怯北京条约的规定，扣还英、法两国赔款共计4成外，其余6成主要用于筹还代征的汉口、九江两关税款、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上海中外会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陆各军购制洋枪火药费用。其中购制洋枪火药一项，淮军因系上海水陆中消费军火的首户，所以受益最大。

　　根据李鸿章“恭呈御览”的清单，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陷天京这段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款总数为库平银9，480，207两，其中厘金收入6，439，000余两，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为第一位，关税为第二位；支出列为常胜军报销项下的有江海关洋税、捕盗局经费和苏藩库，而列为以淮军为主体的苏沪驻军报销项下的则主要是苏沪厘金和军饷捐，当然常胜军也支用些厘金，苏沪驻军也并非丝毫不支用关税。据推算，“如在全部人款中，剔除常胜军等五项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总数中，剔除常胜军等所支用的厘金，则厘金所占苏沪诸军用款应为百分之六十四。”

　　曾国藩荐举李鸿章率领淮军援沪的目的之一，是守上海以保饷源。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欢乃及敝处。”李鸿章起初采取临时协济方式，抵沪半年，就两次协济湘军9万两。但是曾国藩并不满足，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李鸿章于1863年春特地为湘军筹定专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以加收上海厘金1成指拨安庆大营，两项合计大约每月3万两，另外加上原有的一些船捐。曾国藩预感到每月从上海酌提4万，“恐不免大有争论”。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意甚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牢骚满纸，至有‘东门黄犬，其可得乎’之语”。

　　李鸿章凭藉手中的军政大权，横征暴敛，既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又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援了湘军在西线进行的战争。

　　李鸿章在抚苏期间，还与赵家缔姻，完成了再婚这柱终身大事。他的原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镜蓉、琼芝，因膝下无子，其弟昭庆便把经方过继给他。1861年夏李鸿章在重返曾幕路经万年（江西饶州府）时，曾赋诗寄怀，诗云：

　　半生失计从军易，四海为家行路难。
　　惟有娇痴小儿女，几时望月泪能乾。
　　阿爷他日卸戎装，围坐灯前问字忙。
　　天使诗人卧泉石，端教道韫胜才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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