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1)_苑书义

一一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

　　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就任苏抚

　　李鸿章抵户17天，即4月25日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7个月，又由署理而实授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李鸿章所以能够从一个遗缺道而骤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于他手握重兵和曾国藩举荐的缘故。清廷既欲借重李鸿章的淮军绞杀苏南太平军，又要依靠曾国藩集团保全东南大局。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就在《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中，指责江苏巡抚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童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清廷自然懂得曾氏用意，而李鸿章也十分清楚个中奥秘，于是致书曾国藩说：

　　十月二十五日（1862年12月16日）………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12月3日）奉旨补授苏抚，恩纶奖励，非分宠荣。自顾何人，愧悚无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不速颠覆，……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当时清廷任命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宜。但只过两月，清廷就调薛焕赴京简候，而令李鸿章署理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江苏实权人物。

　　当时年仅40、肩负重任的李鸿章，面临着严峻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优外侮，相逼而来”。他深知歼灭太平军、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是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善解决“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他标榜以“不要钱，不伯死”六字“刻刻自讼”，卧薪尝胆，不敢苟慕荣利，少聆逸乐，决心冲破“险阻艰危”，闯出一个新局面，以“仰酬君国，远对友朋”。因此，他“日处营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办，心不辍息。”几乎无暇与四方友朋交游和书信来往，只同曾国藩保持通讯联系。他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尽快扼杀农民起义。

　　同全国一样，江苏“吏治浮伪，民生凋瘵，劫运甚重”，李鸿章“夙夜兢兢，惟惧颠复。”他认为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而后升任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是造成江苏吏治败坏的祸首。他说：

　　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靦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

　　当时吴煦身为苏松太道管理海关，并署理江苏布政使。他出务“钱谷猾幕”，而其“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杨坊“以通事奸商起家”，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吴、杨沆瀣一气，“挟夷自重”，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他们手下有一帮搜括能手，金鸿保、俞斌、阂钊就是三个典型人物。1861年秋在上海道署门前有人画一大龟，以俞斌为首，金鸿保为背，阂钊为心腹。1862年李鸿章也指出：“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杨、俞三人，远近皆知。”他虽然有意“澄清”“吏治”，但又深感力不从心，无法“另起炉灶”，只得采取所谓“节取而惩劝之”法。他上奏说，“苏省吏治凋敝，监司大员必须有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敦慤之品为之表率，庶可渐挽颓风。”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把那些盘踞要津、控制实权的“贪诈朋比”之辈撤下去，换上所谓“亲近仁贤，匡所不逮”，以便把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因此，吴煦、杨坊之流就成了李鸿章打击的首要目标。

　　早在李鸿章离皖赴沪之时，曾国藩就曾叮嘱说：“不去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李鸿章抵沪后，便向吴煦及其同党开刀。他首先“疏劾道府数人，去煦羽翼”；接着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海关仍由吴氏经理，另派薛书常管理厘捐总局。1862年11月又免去吴的苏松太道（即关道）一职，委派黄芳接替。黄芳（号鹤汀）是长沙人，当过上海县令，“熟谙夷情，才能肆应，善于筹饷”。李鸿章在奏准黄芳署理关道的同时，荐举刘郇膏兼理布政使。刘郇膏（字松）是河南太康人，道光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初到任时，即对神发誓不苟取一文，绅民呼为“刘青天”。李鸿章抵沪后，鉴于郇膏“诚慤廉正”，并为丁未同年，便从知府相继荐举为署理按察使、布政使。李鸿章对曾园藩说：“刘、黄才虽较短而无丝毫欺蒙，沪中吏治渐有返朴还醇之象。”

　　李鸿章对杨坊也深恶痛绝，必欲罢之而后快。杨坊效法吴煦玩弄以退为进的伎俩，于1862年5月“禀请开苏粮道”，李鸿章将计就计，“照例出奏”，并附片密荐郭嵩杰，赞扬他“学识阂通，志行坚卓”，建议擢授江苏司道实缺。他致函曾国藩说：“鸿章亟需帮手，冒昧将筠仙附荐，臬司粮道两缺或得其一。敬恳我师切致筠公速来”。李鸿章所以特别推崇郭嵩焘，除了他俩是丁未科同年、政治见解相似外，还由于郭嵩焘能够起到密切曾、李关系的作用。曾国藩与郭嵩焘既是亲密朋友，又是儿女姻亲，曾国藩四女纪纯许配给郭的长子刚基。郭嵩秦起初不愿屈就丁未同年的司道属员，后经李鸿章的恳切请求、曾国藩兄弟的再三劝驾，才赴沪接任苏松粮道。按清制，郭嵩焘不能在儿女姻亲曾国藩两江总瞥辖区任职，例应回避。

　　1862年11月李鸿章以江苏军务正殷、需才孔亟为由，奏准郭嵩焘勿庸回避，即以苏松粮道襄办军务。随后又函告曾国藩：“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运、藩二篆均可见委，惟至亲避嫌，鸿章以襄办营务入告，似尚大方。拟仍令兼管捐厘总局，以资历练。”不到半年，李鸿章就函请曾国藩奏保郭嵩焘为两淮盐运使，还拟荐举他兼任江苏按察使。这样，李鸿章就逐渐以郭嵩焘、刘郇膏和黄芳取代了吴煦、杨坊，并于1863年1月以常胜军统领白齐文劫饷殴官而吴、杨办理不善的罪名，奏准将吴、杨暂行革职，赶下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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