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0)_苑书义

一〇

　　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铭、鼎两营出于庐州团练，曾随六安绅士李元华转战多年。树宇营亦为庐州团练，原系李鸿章父亲旧部，其父死后改隶李元华。庆字营是由合肥西乡解先亮组织的，后为合肥知县英翰所收编，故称官团。英翰“主解圩，李（元华）与诸练首势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练众，日事抄掠。”李鸿章招募淮勇，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据说，曾国藩一见张、潘、刘等人，就非常赏识，吹捧说：“诸君均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已饬麾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欢。”他们在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除上述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带的春字营。张遇春原是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时的嫡系部将，后改隶湘军，从唐义训转战各地。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勇，张遇春重归其节制。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

　　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腾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宇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鸿章授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13营，6千5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腾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然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一曰军心不稳。据李鸿章幕僚周馥说：“时人多以江北巢县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先许戎者，临时多辞退。”其二曰缺乏统将。李鸿章供认：“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稗畀我。沅甫方伯终不欲东，俊臣（陈士杰）廉访以母老辞。独立无助，能不愧惧。”其三曰粮饷不继。李鸿章致函吴煦说，“朝旨叠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无如水陆各军丝毫无可指之饷，行装难措，举步维艰。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发给弁勇一两月行粮，庶可早抵下游，共维全局。”他在写给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得不专盼上海解济”的苦衷，然而“彼间屡逼寇警，商货顿滞，当事又摇摇欲动，辄无意迎馈我师，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其迟延之咎，固难独任矣。”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育水源木本之谊。”因而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其一曰“营制饷精皆同”。湘淮军改革绿营之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湘淮军均以营为单位，设营官1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1员，每哨正勇分为8队，1、5两队为抬枪队，2、4、6、8各队为刀矛队，3、7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10名，拾枪每队正勇12名。每队又置什长、伙勇各1名。每一哨官有护勇5名，伙勇1名。合计每哨官兵共有108名，四哨官兵共有432名。此外营官还有亲兵6队，不置哨宫、哨长，其中1、3两队为劈山炮队，2、4、6各队为刀矛队，5队为小枪队。各队均置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勇1名，合计6队共有72名。连亲兵与4哨合计，每一营官统带504名。综合一营武力，包括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共有38队。每营除正勇外，还额设长夫180名，使之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平居则致力操防，是谓长夫之制。

　　此外，淮军还因袭了湘军的薪粮、恤赏、濠垒、营务处、粮台等制度。其二曰兵为将有。湘淮军“以召募易行伍”，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于兵部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湘淮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后来，李鸿章对李宗羲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之所以“呼应较灵”，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使统领、营官、哨官成了大帅的私属，而弁勇也成了营官、哨官的私兵，“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全军只服从曾国藩或李鸿章，完全成了“曾家军”或“李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固然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

　　当然，淮军从建立之初，就有某些区别于湘军的特质。其一曰兵将冗杂。湘军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湘军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蒸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名的多达30人。淮军则有所不同。李鸿章虽然身为翰林，但却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门第身世，而是才能韬略；加之急于成军，饥不择食，广收杂揽，因而在13营淮军的11位统领中，只有举人、凛生各1人，其余多为地主团首、降将、盐枭、防军等。这表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比之湘军将领要差得多。至于淮勇，也不像湘勇那样以“山农”为主，而多是团勇、降众。其二曰志在利禄。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特别注意对湘军灌输反革命思想和进行军事训练。拿他的话说，他的治军要领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李鸿章一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辨等明威”；一面以利为义，用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诱使将弁为清朝反动统治流血卖命。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因而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淮军既已组成，进军方式就成了突出的难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原拟水、陆两种方案。1862年2月24日曾国藩致函吴煦说：“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长）、六（合）而达于扬、镇。”

　　上海吴煦、顾文彬和中外会防局的吴云、应宝时等力主雇赁外国轮船接运淮军，并与英国驻沪领事和有关洋行筹商，最后议定由麦李洋行承运，拟运兵9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总计运费18万两。薛焕以费巨为由，拒绝批准。吴煦也随之动摇，“犹豫未决”。然而顾文彬却坚持定见，通过吴煦游说薛焕。吴煦专程拜访薛焕，转达顾文彬的意见。薛焕问：“资将安出？”吴煦说’：“顾某任之。”薛焕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质问道：“顾某有此力耶？”吴煦答道：“贷之洋商得之矣。”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点头应允。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却因军中有人怀疑“乘夷船越贼境”是否安全，“异论蜂起”，加之久久未闻上海官绅“借用何船，解济何数”，遂与曾国藩商定“卒陆师循北岸透迄前进”。不料，3月28日钱鼎铭、潘馥自上海乘坐轮船赶到安庆，告以雇妥英轮，拟分3班，每班7艘，潜载淮军直趋上海。曾国藩起初举棋不定，第二天与李鸿章反复筹议，才“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4月5日首批淮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鼓轮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月8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续乘船东下，至6月上旬13营淮军全部抵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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