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9)_苑书义

九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字幼丹）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柱才耳！”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寿（字筠仙）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6月25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7月13日赶至东流，重新授身曾幕。曾国藩“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亭。”

　　§编练淮军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幕的李鸿章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良机。

　　1861年8月咸丰帝奕詝病逝，其子年方6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9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少保。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勾结恭奈王奕诉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赞襄政务王大臣，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任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译署），随即宣布垂帘听政。慈禧、奕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势力，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抚、提镇以下各员。

　　就在上游军情出现转机、曾国藩权势日益烜赫的时候，下游战局急剧逆转。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斗失败以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蚁聚的巢穴。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加强华尔常胜军；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他们效法春秋时被吴国攻破的楚国贵族申包胥到秦庭痛哭求救故事，于11月18日派法部主事钱鼎铭等乘外轮到达安庆，晋见曾国藩，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并“缕述上海将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状”，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曾国藩既顾虑上海“地僻远，即有急，声援不相达”，又深感手下“无兵可分”，因而未敢冒然应允。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并诱之以利曰：

　　“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人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李鸿章为之所动，帮助钱鼎铭等劝说曾国藩。11月2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茗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当然，曾、李之所以决定出兵“救援江苏”，并非由于钱氏“情词深病”，而是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实际利益的考虑。当时湘军正在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分兵援沪，既能控制饷源重地上海，保证每月可得白银10万两济军；又能谋取避处海隅、无所作为的薛焕的江苏巡抚桂冠。

　　因此，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入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国荃前往，继而改为以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不料，12月31日曾国藩按到其弟拒绝援沪的信，不得不派李鸿章先行。据说李鸿章“欣然以肃清自任。曾笑曰：‘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坚请赴申。”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梦寐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以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不过，李鸿章一面踌躇满志，一面忧心仲忡。他既深知“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否利钝”实难预料；又害怕遭致同僚、尤其是曾国荃的忌恨。他特地致函曾国荃，故作姿态：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下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跧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叠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意在“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早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因为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准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牢。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12月12日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当地的团首潘鼎新说：

　　帅（曾国藩）意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张遇春）之淮勇一律。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步伍连环，须有约束，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及扎营之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省，勤加训练。楚军招募，准领枪炮、器械、帐棚，起程时支小口粮，勇夫每日给钱百文，到营点名后给大口粮。前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余属振轩（张树声）详致下一。张树声时在安庆，他前往安庆可能与筹议淮军有关。据说，在合肥诸多团练中，张氏之团声势独隆，隐为盟主。一日张树声召集各圩团首密议说：

　　吾皖中诸豪，振臂一呼，举足诚足重轻；但是时曾湘乡开府治军，天下属望，少荃先生佐幕持筹，足为吾辈先容，盍驰书致意，如觇出处乎？大家表示赞成，于是张树声致书李鸿章，表达投效之意。曾国藩看到这封信，甚为惊叹，公然把张树声比喻为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挚，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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