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_苑书义

五

　　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机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优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动多掣时”，加之兵力单薄，而安徽“门户太多，处处空虚”，实难抵御造反农民的进攻。袁甲三的分析，可谓中肯之论。当时安徽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1853年5月李嘉端向咸丰诉苦说：安徽各地“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但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却不过4千余人，“加以调遗溃散之余，兵力益形单弱”。像庐州这样的重镇，也只有守兵50余名，“其招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

　　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阶级斗争激烈的省区一样，地主士绅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字筱轩，世袭云骑尉出身）父子，合肥张树声（字振轩，廪生）和张树珊（字海珂）兄弟、周盛波（字海舲）和周盛传（字薪如）兄弟、刘铭传（宁省三）、潘鼎新（字琴轩，举人）、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据说“庐郡团练整齐”，同远在京师的李文安有着密切关系。他基于阶级本能，“寄信回里，劝谕乡人先为恩患预防之计”。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自称圩主，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有的“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管人民，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

　　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讧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亲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仲忡。他先入周夭爵幕。是时太平天国正忙于巩固南京周围的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

　　捻军原称捻党，捻党起于清朝初年，本为淮河两岸以穷苦群众为主体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结社，以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山东之充、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毫、寿为尤。”成员有农民、盐贩、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饥民、流氓无产者、裁撤兵勇和知识分子等等。起初主要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等经济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各部自号为捻，不相统一。各部首领通称捻头或趟主，而捻众“居则为民，出则为捻”。

　　随着太平军跃进长江流域，安徽、河南等地的贫苦群众纷纷结捻响应，开展反清斗争，从而使捻党迅速地向捻军转化。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首位。追随周天爵的李鸿章，也自觉地把刀锋指向了皖北捻军。李文安在家书中曾说：“叠接家信，家乡土匪滋扰，幸团练办有眉目，稍得安靖。……鸿儿随敬修（周天爵字敬修）抚军剿办土匪，现未得信，胜负若何，弟甚悬注。”这表明李文安既站在造反群众的对立面，又担心自己儿子受到造反群众的惩罚。可惜的是，造反群众没能击毙李鸿章，反而被这个刽子手投入血泊之中。

　　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予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

　　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遇龄起义。定远为九省通衢，捻军活跃地区。

　　陆遐龄（约1803—1853）是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现属长丰县沛河乡）人，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某个案件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年2月太平军首克安庆，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并派他返回定远组织群众起兵响应。约在3月上旬，陆在家乡造反，竖立“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等旗”，聚众万余，打击土豪，抗击清军。据时人记载，定远知县督兵进犯，“两战两败”，而城内团练，更“事同儿戏”，甚至公然乘机渔利，“有用竹枪一支，开支公项八百文者”。是时，合肥夏村夏金书联络陆遇龄“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鹤章闻讯，立即率领团练百余人前往围捅，杀害金书父子，解散千余，“增立东北乡团防”，堵塞了陆遐龄南下的通路。接着李鸿章、李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桥、寿州东乡等地击败陆遐龄起义军。4月中旬周天爵诱捕并杀害了陆遐龄父子。周天爵奏奖李鹤章六品衔。

　　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千亲人、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据记载：

　　（咸丰三年三月）有巨捻陈学曾、纪黑壮等啸聚颍州之王市集，官军节次被挫，周天爵率编修李鸿章督团堵剿。

　　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来，协办团练。这位新任皖抚，把“靖内变而御外侮”作为首要任务。所谓“靖内变”，就是镇压境内以捻军为主体的群众斗争。所谓“御外侮”，就是堵截太平军进入安徽。其实，本地的造反群众已经搞得他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力量阻止太平军破门而入呢？就在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太平天国先后派兵大举北伐和西征，而安徽则首当其冲。率先挺进安徽的，是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北伐军。5月10日北伐军占领滁州，18日北伐军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等胆颤心惊，寝食难安，哀叹：“现在凤阳以南均无重兵，各城团练亦单，一无足恃。”因而一面吁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应，“并堵贼回窜之路”；一面表示要“号召兵勇亲援凤阳”。他令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带勇3百先行，继令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劝借军饷”，他随后带兵2百余名陆续进发。

　　5月28日北伐军一举攻下凤阳。刚刚带勇进至定远、凤阳交界的李登洲，忽闻凤阳失守，手下“民夫尽逃”，又怕所带合肥乡勇“恩归骤散”，于是率部慌忙退却。李嘉端“一筹莫展，五内如焚”，踟蹰于护城驿。他虽然没有勇气率兵直逼凤阳，但又“不能不虚张声势”。他令王正谊、李鸿章“分谕各团首，自店埠至麻布桥排日点验练勇，使枪炮之声联络不绝。”只是由于北伐军继续北上，并没有挥师南下，李嘉端、李鸿章才得以逃脱灭顶之灾。

　　正当北伐军挺进豫皖边界之际，胡以晃等统率的西征军又长驱入皖。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毫州和安庆，使李嘉端等陷于两路牵制、腹背受敌、风声鹤唳、远近惶惶的窘境。虽然北伐军不久即弃毫州，攻人河南，但是安庆却变成西征军的大本营。此后一连四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方针，兵锋直指江西，而在皖北则没有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李嘉端为了阻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进而与北伐军会合，慌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带勇驻防集贤关和运漕、东关。集贤关系安庆北面的重要战略据点。运潜、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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