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4)_苑书义

四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考试）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侄能听余言，毋论考试之得失，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鸿章不仅著意经史，而且喜好艺文。他认为“文墨能定人生夭寿”，关乎人的寿命长短。“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他反对雕章琢句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赞赏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的文体宣扬纲常伦理、孔孟程朱之道的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把两者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他特别推崇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古文大家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他曾致函其弟说：

　　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苏拭《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言之非常痛快，余亦常读。

　　《论佛骨表》意在“尊儒排佛”。819年唐宪宗派人把藏在凤翔县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的指骨迎进长安皇宫供奉三天，韩愈愤然上表，斥责礼佛求福之虚妄，要求将此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本想藉此祈求长寿，而韩愈却偏偏说信佛的皇帝都得短命。宪宗一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和着血泪写成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绝唱的由来。《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意在宣扬“好兵者必亡”。当时西夏扰边，宋神宗派兵进击。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建议神宗。“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

　　李鸿章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常痛快”，说明他十分欣赏韩、苏的文采和见解。李鸿章既喜欢阅读唐宋古文大家的名著，又热衷于舞文弄墨，宣扬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基石——“文以载道”论。他曾精心写成《文以载道赋》，吹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文以载道一言，发前人未传之秘，实圣贤之通矩，记籍之枢辖也。”他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后世祖述，为文因时递变，而揆道则一”。这就是说，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历代文学虽然文体各异，但是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方面却是一致的。

　　第二章　以儒生而起家军旅

　　§帮办安徽团练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军旅。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群众，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大国，军曰太平军，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与西征。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边疆各挨人民纷纷举起义旗。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激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高潮。

　　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飚，使以刚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为道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面对着一个风声鹤唳、兵慌马乱的局面。竭尽全力镇压农民造反，保住清王朝的反动先治，成为咸丰一代一切重要措施的出发点。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往绿营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主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正当地主阶级现有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一股新的反革命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群众，屡建奇功。面对这种严酷现实，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为此而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2月24日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3月1日尚未接到皖抚毙命奏报的咸丰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会同蒋文庆、周天爵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以翰林院编修改御史，累转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他是一位“状貌严毅”、力崇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深知此次回籍办理团练防剿事宜，艰险异常，性命难保。他“自知不返”，告别老母，悲痛欲绝。据说他“别母痛哭不能起”。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地主阶级的立场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驱使鸿章遵照清廷意旨，离别翰苑，返回家乡，去扼杀造反的农民。

　　关于吕贤基奏请李鸿章随营帮办之事，鸿章的学生和部属刘秉璋的儿子有过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贤基溢号）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秀全）杨（秀清）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致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宫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枪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曰：“谏草商量盾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

　　不久，李鸿章便遵旨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的坎坷历程。是时，廷旨周天爵署理皖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言军机吏洽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端练兵团勇。咸丰原想依靠这三位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稳定安徽局势。但是随同吕贤基赴皖的袁甲三却另有看法，他上疏断言“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他认为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者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并且“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但因“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亦断不能赞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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