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_苑书义

三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怡。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入都》诗其余9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著名的文人学士，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

　　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曾国藩曾对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曾氏“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

　　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

　　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恩，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陈鼐四人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鸿章春闱告捷，文安欣喜若狂。1846年因鸿章袒父殿华去世，文安丁优守制，从京城返回家乡，不久入浙江学政赵光幕。喜讯传来，文安喜而赋诗：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文安看到丁未会墨后，对鸿章“首艺入选”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颇感自豪，并击节赞赏：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恩什帛有殊荣。

　　翌年，文安服丧期满，重返北京，从此约有5年光景，文安与鸿章同在京城做官。1850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禀母》函中说：“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男出辞馆席，承何公（仲高）至诚款留。故席虽辞，仍安身幕府。现已入院视事。”中进士、做翰林，是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的起点。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人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溢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从1851年起，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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