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_苑书义

二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作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作过瀚章、鸿章的帮手。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作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1828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生平静穆专一，居恒默默，不苟皆笑”，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鸿章赞扬她“静正有须眉丈夫风”。她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后来，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

　　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她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著有《养性斋全集》。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桔据，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其次，这个家庭推崇懦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少年科第”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年6岁伪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

　　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年年届20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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