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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衣伐齐三。

  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已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谘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礼,犹存淳素之风。

  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

  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促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划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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