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32)

三二

　　4. “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小说问世后，人们便议论安娜是她自己，罗伯特是萨特，亨利是加缪，刘易斯是阿尔格雷，惟有波尔那位越来越神经过敏的女子没有实际“原型”，西蒙·波娃的几个朋友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云云。

　　对此，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里作了具体的描绘和解释——

　　关于安娜。“的确，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女子。我让她带有我的兴趣，我的感情，我的反应和我的回忆。我还常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没有我的韧劲，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赋予我的那种自主性她没有，她与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等重大情节的描写上，与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径庭。因为“从记忆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经过了一番折射、掺和、解释、充实、锻造、移植、扭曲，有时，它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经过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谈这本书，既不要认为它是一本自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报告文学，总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种真人真事的再现。

　　诚然，她的确试图塑造一组以1944年的法国为大背景的知识分子群像。“写这部小说的欲望之所以这样不可遏止，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在那里，我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有机会从许多人的心底听到回声”。

　　她描写了战后的某几种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折磨主人公的诸多问题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题小说”的旧辙。小说中回荡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复”，即：为真正占有某物，一个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罗伯特最后重归旧好，同时重新迷恋文学，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在这出发点和终点之间，他们曾万念俱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再像旧日那样热情地坚信某些东西。强烈的择优意识武装了他们。

　　这部历时四载写成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共产党报刊的一致称颂。萨特称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文学选集》称这部作品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通过将存在主义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备的——与中国的达官贵人相比较，表明了存在主义的结局”。为了庆祝，他们在米雪儿家中举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儿，萨特送了一套龚古尔兄弟的传记给西蒙·波娃。

　　令人气愤和觉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坚持西蒙·波娃父亲50年前所持有的旧观点：“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们总以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给注入她的头脑的。西蒙·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是萨特使她成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龚古尔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你必须解释清楚《一代名流》确实是你写的，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事实上，从这部小说写作伊始，萨特就十分关注，预计将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阅读手稿时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如西蒙·波娃读萨特作品手稿时提出修改意见时那样。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萨特把她的两份手稿带给布里斯·帕兰，其中的一份被还了回来。

　　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轻时就培养自己不去介意公众舆论，以后，又得到了萨特及其保护她的牢固友谊。虽然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一些冲她而来的谣言和目光。社会总是十分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认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西蒙·波娃为此感慨道，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你若是个妙龄女郎，人们会挤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纪的大姐，人们会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刚刚褪去青春年华，又未达到受人尊敬的年龄，却胆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许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类，那么，一切指责便接踵而来了。

　　西蒙·波娃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怏泱不乐中去睡觉。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一位女友曾评论说，我们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彼此的谈话（见玛丽·罗莎·奥里弗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谈话）。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者肯定。我们从相同的地方获得记忆、知识和印象，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以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原则指导下尝试着把握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中的一个说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们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层阴影的刺激下，我们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对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写到某些东西，已不再惊诧了。最近，我读到萨特在1952年时记下的一些随想，虽然我至今才读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却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10年后写的回忆录之中；虽然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最初的抉择截然不同，我们的文风从总体上看也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段落看起来却如出一辙。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责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同在《第二性》中阐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与“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对立体，更不是同义词。

　　萨特对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现力是极为欣赏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届花甲的萨特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资印证：

　　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尽管当我初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小帽子。我决计要结识她，就因为她漂亮，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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