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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2. 一个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与她相爱了

  就在时局恶化,与阿尔格雷关系结束所留下的空虚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个名叫朗兹曼的27岁的英俊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

  克劳德·朗兹曼和马塞尔·佩珠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起加入《现代》编辑部的。犹太人朗兹曼是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在克莱蒙费朗度过幸福的童年,13岁时才遇到反犹太主义,19岁时加入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组织“马基”。战后他成了一个超级犹太人,每当有人唤起他对大屠杀的回忆,他就会气愤得直流眼泪;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犹太人时,就会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编辑部,朗兹曼总是用十分唐突的语气说出极端的话来,他那纯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无节制的作为极大地活跃了会议气氛,他和佩珠帮助萨特使《现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兹曼,是众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种男人。1952年12月,在荷兰旅行期间,西蒙·波娃和他双双坠入情网,这时离西蒙·波娃的44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在荷兰,他们沿着冰封的沟渠散步,或是坐在挂着门帘的酒莱馆里边呷酒边交谈。爱情从来没有上帝,因为爱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爱情藐视门第、身份、长相、知识、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也藐视年龄上的差异。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确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复了目的意识,使她重新拥有了喜怒哀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诱惑,这种机会;或者说,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的艳遇!她后来写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昙花一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给他的理由。”但是,她将充分享受现在,在享受现在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尚未来 临的事情。

  她与朗兹曼相爱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尔、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间,她每年要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她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但又担心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朗兹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个时候,朗兹曼和他们一起待三两个星期。因为萨特不似西蒙·波娃,从来不知道妒忌,所以这一次与朗兹曼组成的“三重奏”比起当初与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来,显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朗兹曼使她摆脱了中年的苦闷,并给她输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龄的困扰。有几回,朗兹曼见西蒙·波娃在为自己的年龄担忧,便显得惊恐不安,这无异于将一个指令输入她身体的每块肌肉和每根神经——决不能向这种忧虑让步,把他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 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

  《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由亨利在苏、美之间作一选择,他还是会选择前者,可共产党人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驰神往,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终于解体了,他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亦告破灭。亨利呢,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他最终被挤出了自己手创的《希望报》。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测。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无遗憾,却未感受良心责备,他说:“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用处。”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现刘易斯已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看来难以为继。安娜的幻梦破灭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此生。可是罗伯特他们没让她死去。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和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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