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20)

二〇

　　即使是会见政府要员，召开国会会议或是出席盛大的宴会招待外国元首、贵宾或出访，维多利亚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从阿尔伯特身上感染过来的。在盛大的宴会上，珠光宝气、礼服耀眼的各国贵宾们济济一堂，长长的墙壁上悬挂着英雄们庄严的画像，桌子上悬放着英国历代君王豪华的餐具，路易·菲力浦浪漫风度，普鲁士王高傲威严，萨克森国王豪爽强悍，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脸的凌驾万众的霸气，惟有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派壮观中显得质朴简洁，没有雕饰，也不假做作，一派天真自然之态，而正是这种天真自然征服了所有的国王及高贵的宾客们，连当时威势显赫的沙皇尼古拉也心存几分敬畏，她无疑成为了光彩照人的帝王至尊。

　　维多利亚携着她的丈夫到各国去回访，在法国，他们拜会了路易·菲力浦，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们拜会了利奥波德王，也就是他们的舅舅。有一则轶事可见当时维多利亚的情形，也可说明她受阿尔伯特影响之深。当她乘着六匹马的御车打比利时首都街道走过时，一位当时正在海洋寄宿学校做教师的女子——我们所熟知的小说《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目睹了这一切，她曾把她的印象记载了下来，她写道：

　　“一位矮小、结实、活泼的夫人，穿着十分简朴——并不很威严或是矫饰。”

　　最令维多利亚兴奋不已的是她对德意志——阿尔伯特故国——的访问。对此阿尔伯特也显得特别的激动。他对自己美丽国度的滔滔不绝的赞颂令维多利亚陶醉不已，她受着她的丈夫的感染，她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她到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阿尔伯特的亲戚们来了，一个个友好和善，文雅典正，一群群农家孩子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向她献出美丽的花束；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四周的风光又是那样的绮丽，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夜晚总是那么的宁静，甚至还隐约可闻远方的鸡鸣狗吠声，这是一个与英国迥然不同的国家，没有任何虚浮与夸饰，只有淳朴、勤俭、实在。

　　这一次访问在女王心中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她对阿尔伯特的出生之地有了直观的印象，她由此更能理解她的阿尔伯特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一回到英国，她立即给利奥波德王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阿尔伯特的故乡的一往情深，她说：“对于我们可爱的德意志，我有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对此我在罗塞努（阿尔伯特的出生地）感受尤切，它是某种打动着我，叩动着我的心灵，令我不禁想落泪的东西。在别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像在那里所感到的那种深沉的欢乐与宁静。恐怕我是太爱它了！”

　　其实，一切都很明显，与其说维多利亚是被阿尔伯特的故乡所迷住了，倒不如说她是被阿尔伯特本人所彻底征服了。在她给利奥波德的另一封信中她干脆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份喜悦：

　　哦！我最亲爱的舅舅，我想您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多么骄傲，拥有了我丈夫这样一位完人……

　　有一次，她偶尔打开一册旧时的日记，她看到这样一句——“说到‘君主的信任’，上帝知道！从来没有哪位大臣，哪个朋友像这位确实非凡的梅尔本勋爵那样，得到过我的信任！”这使她想起往昔那些幼稚而愚蠢的岁月，她的内心痛恨不已，她抓起一枝笔在旁边密密麻麻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重读此语，我禁不住要说当时我的快乐是多么的矫情，而如今我从敬爱的丈夫那里得到了真正而充实的快乐是多么地幸运，任何政治或世间的挫折都无法改变这种幸福。当初本来也不会耽搁得那么久，因为梅尔本勋爵毕竟是一位仁慈而卓越之人，对我又是那么的好，但我的快乐只有在交际场上方能得到，生活只是建筑在那种肤浅的消遣之上，当时我竟以为这就是快乐！感谢上帝！为自己也为别人，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第五章　君临一切

　　一、万国博览会大厦高耸入云，辉煌夺目，它象征着大英帝国的强盛与女王的威仪。

　　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影响，英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逐渐高涨，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也日趋激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成为一种理想与时尚，梅尔本勋爵的随意与放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切对于王室专制的牴牾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奇怪的是，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王室的地位却仍旧岿然不动，甚至在乔治三世、四世手里逐渐丧失的君王的权力在维多利亚手里还有所恢复。

　　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成功地把这种经济危机转嫁给了各殖民地（这一时期英帝主义的坚舰利炮就开到了我国东南沿海），使国内所受影响不大，并很快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从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各种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以王室为代表的贵族也认识到了时代潮流的巨大变化与不可抗拒，即使是顽固的保守派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着顽强的抵抗，因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并未进一步激化，贵族仍旧掌握着主动权。据统计，从1832年到1867年间的每一位首相除比尔外都是出身贵族，其阁僚也大都如此，人们对贵族与王室的地位与权力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特别是，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日益扩大，辽阔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复杂的经济成分，也使英国人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他们把这种精神象征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至尊的王室身上，对王室的美好期待、为王权的巩固带来的极好的机会。

　　当然还应该归功于阿尔伯特，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对阿尔伯特的高度信任，正是夫妻俩人的联袂表演，使女王的形象日益高大，女王的威仪震撼四海。

　　一切还得从阿尔伯特说起。

　　正如预料的那样，托利党人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罗伯特·比尔勋爵做了英国的首相。由于在此之前在内侍问题谈判中阿尔伯特与比尔勋爵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得比尔对阿尔伯特的印象非常之好，他也一直想寻找一切机会促使阿尔伯特尽快地踏入政治生活。

　　当时国家正准备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负责联合王国的美术事业。比尔看中了阿尔伯特，他早就对阿尔伯特的艺术才能有所耳闻，而阿尔伯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近似男高音歌唱家的艺术气质也使他暗暗折服。他请阿尔伯特来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而这工作也的确合乎阿尔伯特的口味，他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秩序的追求，对于交结文化名流——当然是密切而又矜持的交结的热情，都使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用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严密的、果断的腔调说：“我们首先得将各个项目分成不同的‘范畴’来考虑。”

　　“范畴？”委员们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是的，这个对阿尔伯特来说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哲学词汇，却令其他委员们感到极其的不适。热情浪漫而富于想象的英国人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来自长于严密思辨的德意志民族的小伙子把一个形而上学的玄乎的哲学词汇用在艺术上。这的确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阿尔伯特把日耳曼人的思维模式带到英伦大地，必然要与这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思维发生巨大的冲突与较量，这在阿尔伯特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仍将不时的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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