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18)

一八

　　但是，当阿尔伯特终于登上多佛港，穿着考究的服装重新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她的所有的犹豫与疑虑便如同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而阿尔伯特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个准英国公民了，他在英国的全部人生从此开始。

　　1840年2月10日，婚礼如期举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赞歌与教堂的钟声在伦敦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四、面对紧闭的房门，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仪，门立即打开了。

　　新婚后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骑马、跳舞、唱歌、逗乐，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阿尔伯特很快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不过是一个摆设、一种工具、一种仅仅为维护英国皇室体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梅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而且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一手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维多利亚也压根没想到赋予丈夫任何权力，早在订婚期间，她曾在给阿尔伯特的信中表示：“英国人非常嫉妒外国人干涉其国家政治，已经有一些报纸表示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尽管我知道你决不会，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们仍然会说，王子想要干预政治了。”“我知道你决不会”，女王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尔伯特做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国家政治有她和梅尔本勋爵也就够了。

　　这一切如果在以前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也没有什么，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乐得逍遥，但是现在，自从利奥波德舅舅的亲信斯托克玛男爵来到他的旁边，他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托克玛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条当年利奥波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这一路程现在将由阿尔伯特来完成，在他看来，阿尔伯特的确是个杰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众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点却是缺乏正当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终身从事艰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负以及为此而牺牲一切单纯享乐的精神状态，男爵的训示与忠告，充满了几分慈父般的权威。他懂得他来英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善。他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有丈夫气概和王者风度”，他应“为自己新国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牺牲，而去运用他的权力和努力来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促进同胞大众们的幸福。”

　　然而，维多利亚的老一套又来了，当阿尔伯特在男爵的激励下，鼓足勇气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她先是逃避话题，大而化之地言论一番，随即便转而谈起别的事情来，显示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狡诈。看来利奥波德当年的“锦囊妙计”不仅使自己饱尝了苦果，而且还远远地殃及他的在英国的继承人。而当阿尔伯特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女王的解释只是由于懒惰所致，或者说，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无法忍受让类似政治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烦扰她的头脑。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尔伯特烦恼之至却又奈何不得。

　　不仅如此，阿尔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极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个成天像幽灵一样飘忽于皇室的莱恩男爵夫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王甚至可以赶走她的母亲却不愿和男爵夫人远离一步，她的卧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旧由男爵夫人处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实际上，何为公，何为私，区别总是微妙难辨或者说正是这种公私难辨的影响才最为隐蔽，潜在而巨大，现在男爵夫人还是皇室的总管，把持着内库的要职，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征得莱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尔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隔壁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极不自在。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他应该有个私人秘书，但他却无法自己挑选，而必须由梅尔本勋爵来指定，梅尔本决定让王子接受他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忠诚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提出了抗议，他早已感到了一种被激进的辉格党人包围得极不自在，但他的抗议根本就不顶用。维多利亚似乎是与梅尔本勋爵串通了似的，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说安森已被任命了，并指示由莱恩向他解释。

　　最使阿尔伯特发火的是他与妻子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无处不在。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睡早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他从不涉足一般的社交场，也从不在伦敦街头散步，甚至在骑马或驾车时总要有一名王室侍从陪着，在维多利亚看来，他多少有些过于拘谨、生硬和古板，而在阿尔伯特的眼里，英国人当然包括他的妻子所关心的只是打狐狸，做礼拜，英国人摇摆于过分的浮浪和过分的阴郁之间，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理解德国大学的机智，他决无理由为讨他们的欢喜而去注重礼节了。

　　而维多利亚，这个在与阿尔伯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豪华与高贵的场面，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上，阿尔伯特斜歪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维多利亚却正与高贵的绅士们忙着呢，疯狂地跳舞，通宵达旦，然后是到宫殿的门廊前眺望旭日从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塔顶后面缓缓升起。阿尔伯特讨厌伦敦的一切，特别是那种如梦如影的夜生活。阿尔伯特经常找些科学家和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而维多利亚却一成不变地和官员们交换陈词滥调，围着圆桌打牌或翻着铺满圆桌的版画画册。

　　但是，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都不是容易屈服之人，他们谁也不习惯于做俯首顺命的角色，他们暗暗地较量着，晚宴上维多利亚的高谈阔论与阿尔伯特的鼾声比赛着，此起彼伏，不分上下。

　　有一天，王子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紧紧地关在自己的房间，不见任何人。女王也同样怒火万丈地擂门要求进来。

　　“是谁？”一声狠狠的发问，他当然知道是谁，但他明知故问，问话里充满了对女王的轻蔑与愤怒。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回答同样气壮如雷，充满了高傲与专横。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动静也没有，门里门外都在揣测着，等待着。

　　还是维多利亚按捺不住。“呯、呯、呯。”又是一阵敲门声。

　　“是谁？”

　　“英国女王！”

　　门依然紧闭，仍然是死一样的沉默。

　　敲门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回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是谁？”

　　“你的妻子，阿尔伯特。”在丈夫面前，维多利亚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威严。

　　门立即打开了。

　　这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后，新的转机开始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终于涉过了他们的感情危险期。阿尔伯特的地位随即扶摇直上，而维多利亚也渐渐真正地深入到丈夫的本质之中，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阿尔伯特的理解只不过是皮相之见，现在她的阿尔伯特如同浩瀚的大海正一天一天地将她吞噬，而她也在这吞噬中感到了极大的欢乐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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