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17)

一七

　　这样的一位杰出的青年，对于维多利亚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尽管从一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外婆、科堡的大公和太夫人，公爵，肯特公爵夫人和利奥波德王就把他与维多利亚放在一起来谈论。还是3岁的时候起，甚至他的保姆也经常对他说“英国的小小五月花”（维多利亚生于五月）将成为他的妻子，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小对异性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5岁的时候，在一次儿童舞会上，别人将一个小女孩领到他面前来做舞伴，他厌烦恼怒地叫闹起来，虽说后来他学会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情感了，但这种情感却依旧未变。

　　也许这应该归过于他那深爱着的漂亮的母亲？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是美丽而温和慈爱的，但是在5岁时，他和母亲便永远地分开了。传说大公是个风流之人，而公爵夫人也学了丈夫的样子，她与一位宫廷大臣混上了，然后便是分居、离婚而最后隐居巴黎直到1831年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诚实善良的阿尔伯特无法接受这份情感的打击，他被无垠无尽的矛盾的情感所吞噬——一面是对母亲的绵绵不绝的思念，另一面又对母亲的丑闻抱着莫大的羞耻。于是他逃避所有的女人。

　　使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并不十分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阿尔伯特对于政治毫不感兴趣，他从不读报，他渴慕的是一种悠闲自在的艺术化的生活，他不像利奥波德，他没有舅父的执着的野心，也缺乏他那追求自身伟大的自负，他善良纯正，聪明而又有教养，但这一切按常规将更多地把他导向一个个性清高而无足轻重的人，一位热心文化却用心不专的艺术爱好者，一位毫无影响或权威的宫廷附庸，很显然，做一个女王的丈夫，这个在他人看来最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位置对于阿尔伯特并没有多少的诱惑。

　　更何况，他已知道，此时的维多利亚正满怀崇拜地仰视着她的梅尔本勋爵，所以，当1839年10月他被安排前往伦敦时，他已打定主意彻底退出此事，他对一位朋友说，再不会有什么能引诱他去做那暧昧的等待，他将立即结束这一切。

　　与维多利亚的情形几乎一样，当他与他的那位漂亮娇小的表姐的目光碰撞在一起时，整个的局面都完全被改变了。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竟不曾涌起丝毫的厌恶，甚至心灵深处那股从来不曾涌动的陌生而热烈的情感却一下奔涌而出，泛滥在他整个身心，在维多利亚的臂弯里，他发觉自己无可抗拒的命运已经毫无余地的确定下来了。“我愿意与你结婚，亲爱的……”他的声音里流淌着无限的幸福。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对年轻的男女在碰到一起时，刹那间改变主意，而决心永远携手而行？如果肯特公爵在世，他也许又该去找那个吉卜赛预言家了。也许，他是对的，命运总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不可抗拒。

　　三、所有的疑虑与犹豫随着婚期的到来像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

　　婚期定在1840年2月10日。

　　在此之前，阿尔伯特重新回到了日耳曼，回到了他的萨克思·科堡。他将在那里最后一次享受家庭的温暖，因为几个月后，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他如同一位即将远嫁的姑娘。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他每天傍晚，一个人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树林和村落。在那里，他曾经射猎野兔，收集植物标本。在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静静地聆听着由国家乐团演奏的《神射手》，他常常和自己的兄长欧内斯特彻夜长谈，他们一起长大，不曾分离，而现在一种分离的伤感紧紧地环绕着他们……作为一名日耳曼人，一位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他对自己的民族，对科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时，他真是有些犹豫，他真不想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久前他在遥远的英国给祖母的信中曾说：“即使将来我在为着我的归宿并在那里得居高位的国家而不懈操劳的时候，我也不会中止做一名真正的日耳曼人、科堡人、哥塔人！”

　　夜深了，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一曲甜蜜亲切而快乐的海顿二重曲从王子的住处飘荡而来。王子坐在钢琴前，琴键在他修长的手指的敲击下此起彼伏地跳跃着，阿尔伯特在幽雅的旋律中暂且逃避着现在和将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马车终于启动。“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马车风驰电掣，奔过了日耳曼，奔过了法兰西，在法国的港市加莱，一艘游艇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他回首东望，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了，海浪在灰色的天空下躁动着，巨大的浪头迎着汽艇，被击得粉碎，白沫高高飞扬……

　　而此时此刻，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也同样的焦躁不安。阿尔伯特的离别，即使是短暂的离别也令这个难耐寂寞的女人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是的，梅尔本勋爵又紧随在她身边。但是，那份崇拜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本正经的公务，更何况，由于比尔组阁在女王面前碰了钉子，反对党托利党的非难越来越激烈，有两次托利党直接阻挠了她倾心向往的好事。她希望自己丈夫的爵位能由法律加以确定，而这个爵位的确定对于十分看重身份地位的英国绅士们的确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但由于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此事便搁在了一边。她还希望她的丈夫能从国库得到一年5万镑的俸金，又是因为托利党的反对，他只得3万镑，他们甚至对这3万镑亦极为不满，他们到处宣称，广大的民众还正在贫穷的煎熬中，而3万镑已是全科堡的岁收……

　　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烦恼不已，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来，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运攫着，他那兴隆的营业一败涂地无人问津，但是女王的固执使她仍旧信任他，并把他留下来继续充当侍医，她要向世人显示她毫不在乎他们的非议。然而不争气的詹姆斯·克拉克竟然愚蠢到连自己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病也无法诊断，维多利亚发热了，而这位御医却认定是风疹。医治并没有效果。其实女王的病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惧与忧郁症，失去了梅尔本勋爵，而阿尔伯特王子又不在身边，这才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发热不安的症结。

　　在阿尔伯特面前，她完全为王子的迷人的气度所倾倒，而无暇有冷静的思考，而现在，阿尔伯特的分离却正好给了她机会，冷静的思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女王的矛盾与不安是更加强烈了。一方面，她渴望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早日到来，另一面她又担心阿尔伯特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将俯命于一种外来的管制——她要保证去尊敬、去服从某个人这将是多么的可怕，她爱阿尔伯特，但她也爱权力，她可以是阿尔伯特的妻子，但她更应该是英国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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