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4)

三四

　　§第十三章　巨星的殒灭

　　涅克拉索夫是在1877年底缓慢死去的。朋友们和崇拜者都十分沉痛地预感到了死期的逼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俄国全体进步人士对伟大诗人即将殒灭所感到的惋惜与悲恸。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分享了他们的悲痛。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涅克拉索夫曾在《穷人》手稿上流淌过眼泪，而且首先对他的才华表示了赞赏。他永远记得，60年代当他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的时候，诗人曾把自己的一本诗集赠送给他，并向他朗诵了长诗《不幸的人们》的片断——诗中描写一位绰号叫克罗特的英勇果敢并充满智慧的政治流放犯，他热爱自己的狱友，理解并同情他们的处境。他教导他们要忠于祖国和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这首诗时想到了他。

　　两位作家之间曾有过一些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时刻，但他们的关系常因文学上的争论和办刊方面的冲突而中断。不过，他们在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接近的，而且在各自的创作中表现出了许多共同点。

　　1877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探望涅克拉索夫，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他那天在监狱里看到一位女犯人捧着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彼得堡风貌素描》，使他不胜惊讶。这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特别苍白，显得疲惫不堪，涅克拉索夫的妹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回答说“很不好，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本月内就犯了五次”12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探望弥留中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竭，但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继续写那些妙不可言的诀别诗。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之间最容易披肝沥胆，真诚相见。两个人都永远铭记着他们的第一次会晤，铭记着他们生活中那个永远难忘的历史性时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

　　诗人逝世于12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在他的葬仪上发表演讲。其中有这么两句：“涅克拉索夫兼收并蓄了所有那些作出了新贡献的诗人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位置紧靠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他讲到这里，人群中有人打断他：“涅克拉索夫高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两位不过是拜伦式的诗人”（普列汉诺夫后来承认，持有这种不同意见的就是他和他周围的革命者。）但演讲者并不困窘。“不高于，但也不低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转过脸去，冲着那群年轻人严肃地说道。后来他在《作家日记》上把这篇演讲词扩充为一篇光辉的论文。

　　1878年3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大清早便来到区法院，那里正在审理薇拉·查苏利奇案件，她是因为开枪射击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而被捕受审的。这次射击事件是对那位将军发布的一项令人发指的命令的回答：他竟下令严刑拷打被囚禁的革命大学生博古抑博夫，因为后者在他面前未脱帽行礼。这一判决在社会上和国外侨民报刊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年轻的女革命家并不认识那位受害者，甚至从未同他见过面，她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是为了对当局的专横与暴虐进行正义的复仇。这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政治诉讼案之一，它引起了全世界进步舆论的密切关注。被告人的个性也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

　　薇拉·查苏利奇身穿一件闪闪发光的黑色毛料连衣裙，她那浅色的头发梳得光滑平整，一双聪慧的褐色眼睛闪着亲切和善的光芒。她引起人们的好感、同情、爱戴乃至赞叹。她只有短短几句话的发言却非常有份量和激动人心：“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发言更使他在欧洲赢得了荣誉，他不仅为被告辩护，还对彼得堡当局提出了严厉指控。

　　人们焦急地等待宣布最后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凝神屏息地注视审判的进行。他面前出现了一幅当局同青年一代展开不调和斗争的画面——那些年轻人是他祖国的优秀力量，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争取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儿？要知道他本人始终属于政府派，是国家和教会思想体系的捍卫者，是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敌人。这个长着一双明亮大眼睛，具有顽强意志的姑娘为什么使他如此激动不安？须知装着大粒子弹的“斗犬式”手枪并不能导致道德问题的解决，须知流血并不是通向真理的道路，须知斧头曾伤害过拉斯柯尼科夫，而复苏的对人类的爱则拯救了他，须知作家的思想是同“随心所欲，可以为所欲为”格格不入的为什么这个受审女子的全身和每句话里都流露出一种崇高的人性？

　　正当他这样矛盾地想着时，终审结果终于出来了：姑娘被宣布无罪。整个大厅里沸腾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却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赞成这个结果。他很晚才回到家中，心情振奋，激动不已。他感到心里重又涌出一股对自己伟大的人民，对祖国青年一代的钦佩和爱慕之情。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78年夏天起，动手撰写自己时代的宏伟编年史——《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提出并按照新的方式去解决俄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年轻的俄国正在走上弑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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