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3)

三三

　　这个天赋雄厚，讨人喜欢的少年的内心成长不是在寄宿学校里展开的，而是在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彼得堡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是茶坊酒肆、赌场淫窟和各种“藏污纳垢之所”，不过高耸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幽静的阁楼，在那里，幻想家和思想家经常进行充满灵感的对话，他们谈论黄金时代，谈论巴黎公社，谈论欧洲的衰落，谈论如何使石头变成面包，这种历史的回光反照和奇谈怪论充满着悲剧性和诗情画意。正当这位青年探索者陷入精神上的迷惘时，突然出现了一位俄国朝圣者，他以充满民间智慧的格言谚语迷住了少年。少年终于感觉到“新生活”的迫近，但“新生活”并没有把他引入修道院的单间居室，而是引进大学的课堂。一条通向科学生活的广阔道路打开了。

　　少年的父亲韦尔西洛夫作为一个思想主人公，在小说中居于中心地位。他的哲学观点形式上似乎冠冕堂皇，结论往往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未来切实的憧憬。有人认为，韦尔西洛夫身上体现着赫尔岑的许多特点，这是和《作家日记》的作者本人对赫尔岑的种种评述一脉相承的。韦尔西洛夫的结局耐人寻味。老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临死前提醒自己的老爷要恪守原先许下的诺言：“用婚礼的花冠掩盖自己的罪孽，也就是说，一旦索尼娅·安德烈耶夫娜守起寡来，他就同她结婚。”

　　结尾时的“疯狂场面到来了。人们刚刚埋葬掉香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临死前把祖先留下的一件遗宝——一尊会显灵的古老神像，交给韦尔西洛夫。

　　可是这位一家之长，在慌乱的激动心情支配下，像着了魔似的，突然把那件大家奉为圣物的遗宝摔在瓷面火炉的一角上，碎为两半。这个场面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韦尔西洛夫拒不接受香客的遗物，拒不接受他的遗嘱，拒绝履行许下的诺言。他割断了同祖国历史的联系，抛弃了正教圣像，又重新追求起曾使他迷恋过的天主教形象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来了。但是作者又改变了这一判决，经历了种种迷惘彷徨之后，韦尔西洛夫的晚年生活却过得平静、明智和富有诗意。

　　他没有摒弃祖国的根基，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虽然曾试图自杀。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一个春天，他坐在敞开着的窗口旁。妈妈坐在他身边，“他用手抚摸着她的面颊和头发，感激涕零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不再离开妈妈了，永远也不离开了。”

　　这位世界籍的预言家进入自己生活的最后一个时期——俄国时期，他在祖国，在亲人中间，在他心爱的圣物中间度过了这一时期。他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永远爱上了她那“唯一的女皇”，那个“受尽苦难的女人”，他的“最后一位天使”——这位恬静贤淑的女人虽然出身于农奴，却以自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照亮了他那动荡不定的一生。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起赫尔岑以及赫尔岑关于精神上返回祖国的著名论断：“对祖国的信仰把我从精神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

　　曾有批评家批评这部小说“杂乱无章”，确实，它是以相应的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遍布全俄国的杂乱无章。在这种风格中，小说的风俗画性质及其清晰明确的史诗则隐而不见了，代之以一些离奇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的、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但对这些情节和插曲的解释则要拖到很久很久以后，甚至拖到永远也不会到达的未来。由此就产生了故事情节的高速度发展和变化无常，这种不寻常的文学描写预示着小说家逝世后现代艺术流派的出现。难怪所有的现代派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捧为鼻祖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初从国外回来后，他们出国前委托“可靠人士”代为保管的一切财产，均已荡然无存。他们不得不重新购置家用物品。与此同时，债主们也跑来了，铁面无私地要求偿还旧债。如果不是他妻子的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他很可能遭到彻底破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债务当时已达二万五千卢布，其中有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他们甚至要求偿还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办烟草厂时所支付的一笔巨款，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兄弟的全部财产，或者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用自己每月的收入分期还债，遭到了断然拒绝。幸好安娜是个出色的谈判者，她告诉那些威胁他们的人：房子是以她的名义租的，家具是赊购的，至于把她丈夫关进债务拘留所，那样不但一个子儿拿不到，还要掏伙食费。索债的人毫无办法，只好让步了。

　　安娜不仅善于进行这样的谈判，她还开始独自出版自己丈夫的小说，渐渐成了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家。

　　只是经过十年诸如此类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省吃俭用，债务才全部还清，这是在作家去世前一年发生的事。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感觉到一个精疲力尽、体弱多病的人的恬静的喜悦。经过半个世纪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以后，他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个家庭、建立稳定的生活。

　　他终于驶进风和日丽的港湾。他曾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发出慨叹：“婚姻中寓有一个人四分之三的幸福，而在其他方面——连四分之一还不到。”他对安娜越来越依恋了，几乎一刻也离不开她。每次到文学晚会讲演，总要与安娜同行，走上讲台以后，一定要用眼光从台下听众中找到安娜才肯讲话。安娜为了使他快点看见自己，常常要用一块白手帕从脸上撩过，或干脆站起。1872年，安娜为了帮助丈夫解决经济困难，准备去亚历山大为一个会议作速记，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20几岁的青年人愿意陪她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产生了强烈的忌妒之心，他打碎了茶杯，从客厅跑出去，无目的地随便朝一个方向跑。后来，安娜的计划当然取消了。因为她知道，即使说服了丈夫，他一定会很快跑到亚历山大，白白花掉仅有的那一点钱。还有一次去赴会，安娜恼火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倘使这一次你还是一开始就寻找我，想在听众中找到我，那么我老实告诉你，我一定站起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那么我一定要从讲台上跳下来，追你去，看你干什么，看你到哪儿去，我一定要这样的。”安娜知道，他真会这样做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宠爱他的孩子们。他哄他们玩，为他们举办圣诞节枞树晚会，在一架儿童管风琴的伴奏下，跟妻子一起跳华尔兹舞、卡德里尔舞或玛祖卡舞，活像一个爱跳舞的波兰人。这位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对女服进行精心的琢磨与研究，就连他妻子穿的衣服也都是他代为选择的；他一向酷爱精美的物品如水晶玻璃器皿、波希米亚玻璃制品、花瓶、工艺品等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他想方设法向他们灌输文化艺术，诗歌、小说、戏剧方面的知识。他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射击》、《暴风雪》和一些诗歌作品。

　　从1872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常到旧鲁萨去度夏，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小镇，身心交瘁的作家非常喜欢这个安谧幽静的地方。《少年》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经过孤独的国外隐居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和人们交往，特别是同俄国学术界和艺术思想界人士交往。1872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里接待了画家彼罗夫，后者是专来为他画像的。

　　在开始画像的一个星期中，彼罗夫每天去拜访他们。他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变化无常，极不稳定，他跟他交谈，引起争论，注意发现他面部最富有特征的表情，亦即当他沉湎于自己的艺术构思时的面部表情，后来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画：陀思妥耶夫斯基姿态纯朴而安祥，思想深邃而广阔。

　　俄罗斯绘画艺术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中心。他高度评价青年画家列宾的《纤夫》：“说实在的，这很像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形象你不能不爱他们，这些孤苦无靠的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人民应该得到，的的确确应该得到的是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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