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19)

一九

　　米哈伊尔终其一生是个沉着冷静，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人。他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但从未在讨论会上发过言。那个著名的案件发生时他也被捕了，但很快就释放了。有传闻说之兄弟中有一人在审理过程中出卖了自己的兄弟，从而使自己安全脱险，这个人当然不是费奥多尔，因他已被判服苦役，也不可能是费奥多尔的弟弟安德烈，因为他和小组没有任何联系。只有米哈伊尔被释放而且得到皇室办公厅的奖赏，但究竟是不是米哈伊尔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已经不得而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悼念哥哥的文章《谈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对长兄给予高度评价，充满溢美之辞。其实他描述长兄的特点应是他自己的特点。《时代》和《时报》杂志的真正编辑和方针制定人是他自己，而他哥哥不过负责行政和营业方面的事务。米哈伊尔也许还算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因为他曾成功地把《强盗》、《唐·卡洛斯》、《列那派的故事》翻译成俄文。

　　长兄去世后，全家人孤苦无靠，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还有二万五千卢布的债务需要偿还。为了挽救已故长兄的名誉和偿清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继续出版《时代》这份大型刊物，并想以自己的顽强的意志和紧张的工作把它办成俄国最出色的定期刊物之一（前文已经说过了，他最终没有成功）。

　　在这个困难时刻，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决心以勤奋的写作来支持这位编辑。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身上充满真正的创作灵感和大胆的美学革新精神，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年龄上相差无几，都经历过同样的思想变化，他们在理性上的成熟和发展程度颇为相似，所喜爱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也大致相同，因此他们俩是很接近的朋友。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全力以赴地为《时代》写作，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篇关于俄国戏剧的文章，两封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信，标题是《有机批评的奇思妙想》，另外，他还为他那部论述当代艺术创作思潮、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卓越回忆录《我在文学上和精神上的漂泊》补写了一些新篇章。

　　1864年7月，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再次被送进债户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他仍试图继续为《时代》写文章。但囚禁生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病倒了，苦闷得几乎“发了疯”。

　　8月21日，费奥多尔前去探望他，格里戈里耶夫请求他把自己保释出来，为此大约需要100卢布。

　　几天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后者给他寄点稿酬去，因为他的衣服已破旧不堪，他需要给裁缝15至20卢布，然后才有可能出门上街。

　　9月2日，他对自己20年来的文学活动作了令人不胜悲伤的总结：写了一篇题为《留给我的新朋旧友作纪念的简历表》的文章。这种生平自述既像遗嘱，又像诀别词，这位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诡辩哲学家和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就这样退出了文坛和生活。9月20日他被一位不肯披露姓名的女士保释出来。由于一次意外打击，几天以后，他溘然长逝。

　　后来有一位将军夫人为了给那天参加葬礼的人消愁解闷，就说格里戈里耶夫是她保释出来的，因为他曾使她有幸为他翻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提供演出费，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都说明当时俄国作家地位的卑下与贫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接受过他这位朋友的许多思想。

　　不过这位批评家和诗人之所以使他感到亲近，还由于他的个性，他的典型性和他的才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这种落拓不羁和富有人生乐趣的，充满感召力和创造精神的襟怀坦荡的俄罗斯性格，他在塑造那些纵欲无度的俄国人的形象时，大概经常联想起这位诗人、思想家、批评家和哲学家的性格。那些俄国人的形象，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米卡·卡拉马佐夫那种激情满怀、热情奋发、充满热忱与灵感的性格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半年之内三个亲人的死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孤寂。

　　1864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时间虽短，却极不寻常的恋爱史。一位与他萍水相逢的默默无闻女子的独特个性和不平凡遭遇，把他完全吸引住了。

　　这位女子名叫玛尔法·布劳恩，出身小市民阶层，文化修养较高，颇有才华。她通晓英语，性格坚毅果敢，文笔生动流畅，“我一向认为，生命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感受。”50年代末，她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孤注一掷，乘坐一条移民船漂泊到异国他乡，在一群吵吵嚷嚷的外国冒险家、猎奇者和各种商人中间厮混。她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流落到另一个城市，还一度到过奥地利。

　　1862年返回祖国后，她的悲惨境遇更是每况愈下，她过着孤独无依的生活，她和两位文学家同居过，但是这些作家都很贫苦，连她以前认识的流浪汉都不如。

　　后来她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尽量在物质上帮助她，并吸引她从事文学工作。他们经常通信，她向他断断续续地叙述了她的激动人心的经历。他还去医院看望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的谈话，尽管玛尔法对他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但由于她和那位文学家的同居关系，她没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交往下去，他们的关系是纯洁高尚的。如果处在另一种环境下，玛尔法·布劳恩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说一句话：“要想文章写得好，就得受苦，再受苦！”而玛尔法阅历丰富、思维敏捷、遣词造句确切恰当。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她终究没成为一个像乔治·桑那样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地方也未提到她。但她的影子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曾和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姐妹有一段感情纠葛。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了才华横溢、美丽高傲的姐姐安娜，而他自己却成了14岁的妹妹索菲娅暗恋的对象。但安娜终于没有嫁给神经过敏而又求全责备的作家，她后来成了一个法国革命家的妻子，巴黎公社期间，她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经常登台演讲，发表文章或在医院里当护士。而妹妹索菲娅也没嫁给作家，她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俄国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院通讯院士。

　　交织着爱与悲痛的1864年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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