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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第七章 可怕的1864年

  人们曾希望陀氏兄弟办的第二个刊物《时代》能和第一个刊物《时报》一样好,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时代》的创办过程,也即它的消亡过程。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死胎,纵使费奥多尔把他做编辑的全部看家本领拿出来,也无法使它和第一个一样出色。原因是政府采取了虚伪的态度,它答应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一个需拟专文呈报批准的刊物,但许可证直到1月末才发下来,那时所有的征订工作已经结束。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刊物坚持一种“无可指摘的方向”。对它实行了特别的监督。

  由于政府的压力,也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刊物一开始就采取了保守甚至反动的立场,这是它迅速垮台的最主要的原因。杂志发刊辞指出,编辑部打算坚定不移地按照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一个刊物的精神来办这一刊物,并将竭力根据俄罗斯民族的方向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地方自治问题,这是根基主义的继续,不过已带有右翼斯拉夫派的倾向。它强烈谴责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揭露,否定社会批评,反对政治讽刺。应当拥护俄国自身的历史,防止西方那种“冼刷一切的文明”的渗透。不应陷入抽象的议论和盲目崇信外国的东西(即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切都加强了《时代》的保守主义倾向,使人们无法就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现象提出鲜明的、新颖的、生气勃勃的见解。它同著名的进步杂志《现代人》展开公开论战,虽然当时有一些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为其撰稿,但由于它坚持了一个错误的纲领,终于免不了“寿终正寝”的命运,只勉强维持了一年,出刊第十三期就再也支撑不下去,结束了它那短暂的生命。

  刊物的立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观点是分不开的,1864年是他一生中可怕的一年,这不仅由于刊物的命运、家庭的变故等原因,还因为这一年是他世界观彻底转变的一年。他开始维护反动势力,反对当代的进步运动。哪怕最伟大的作家,如若采取这种立场,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几乎是他坎坷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保持着他的创作才华,但作为战士和思想家,他却被历史的风暴吹到反动势力那一边去了。天才的小说家把他的时代摧跨了,他已不能沿着赫尔岑、海涅、雨果的自由道路勇敢前进了。沙皇制度牢牢抓住他不放,阻碍了他青年时代酷爱自由的幻想的继续发展,迫使他屈服于自己的钢铁意志,使这一朝气蓬勃的创造力量脱离了行将到来的崭新世界的文学。

  这一切都是从他的新小说《地下室手记》开始。

  《时代》第一期刊登了该小说的开端部分,作家似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将他20年来郁结心中的怀疑主义通通倒出来。

  《地下室手记》是他写得最露骨的作品之一,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如此直言不讳地揭露心中的隐秘。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他以鄙夷不屑和嘲讽的态度彻底否定了他同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接近年代所尊崇的一切。他似乎想把自己在服苦役期间所经受的磨难都归咎于这两位青年时代的精神领袖,并对他们加以侮辱、谴责和抨击。作者年轻时曾热烈向往和迷恋过的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被视为这样一种美好而崇高的东西,它们在40年的时间里一直死死地挤压着他的后脑勺,他以嘲讽的口吻把空想社会主义的首领称为“人类的宠儿”,把他们的学说称作“幸福的体系”,硬说那种学说是跟人心中不可遏制的放纵本能以及与生俱来的独立性相对立。

  由于人类这种非理性的天性的存在,要想按照事先设想好的一套计划来安排人类的生活,这是永远不可能的。针对傅立叶主义的乌托邦理论,作家宣称人的欲望应有无限的自由,人的破坏热情和恣意妄为是合法的,一切个人主义的刁钻行为、独断专行和具有破坏性的古怪念头都是不可侵犯的。

  构思这篇小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革命民主主义者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来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根基主义者则珍视人的内心修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上的磨难,人的生活不能单靠理智来调整,此外还有感情,还有愿望。

  地下室的人不会接受将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分类法,他们不会珍视这种功利主义,他们认为“自由的意愿”即“最高的利益”,要比功利主义好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怎么办》所作的尖锐而激烈的攻击,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他放弃40年代人道主义的结果。他现在竭力捍卫极端的个人主义,把个人意志同世界历史对立起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秋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现实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论战,以地下室那位“爱发怪论者”

  同一位“妓女”的邂逅相遇而结束。涅克拉索夫曾向那些被遗弃的少女发出过光明正大的召唤:

  请大胆地、自由地走进我家,
  做一位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离群索居,城府很深,尖酸刻薄的思想家,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进步人士”,在他看来,那些进步人士之所以能显身扬名,似乎是依仗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学原理,地下室的人认为这纯属谎言和欺骗。

  离群索居的生活导致了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称为非主人公的人物疑虑不断增加,心肠更加冷酷。

  “我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是不会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的!”这个丧失了享受人间普遍幸福权利的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不幸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他同任何的英勇精神、人道主义、诚实正直、利他主义以及构成生活的坚实基础的一切东西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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