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7)

七

　　§第四章　死刑、赦免与流放岁月

　　1846春，在涅瓦大街上，一个身披斗篷，头戴宽边礼帽的生人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前，突然问道：“请问，您下一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提问者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言谈举止与别人不同，在跟人谈话时总喜欢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他是40年代解放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出色的演说家和训练有素的宣传家。一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他组织的一些聚会。虽然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确实赞赏那种“关于国家的浪漫主义设想”，即傅立叶主义。他只主张采取和平的改良办法，惧怕走上严峻的政治道路，但他并不能阻止其他从事政治密谋活动的人们，为此他十分痛苦不安。

　　1849年4月15日，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抨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在此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在莫斯科争相传抄，不胫而走，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和赞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别林斯基的信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他和别林斯基已经决裂，但无疑他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不过果戈理也是他崇拜的一位作家，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本人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想必使他感到十分痛心，难以接受。他还朗读了果戈理的复信，他在朗读时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后来甚至说他在任何场合都未表示过他同别林斯基信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尽管这样，他还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4月22日晚上3点多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他的家，4点多，他被一阵喧闹声惊醒，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门口响起刀枪的叮当声，“出了什么事？”

　　他睡眼惺松地问。

　　听到的是斩钉截铁的大声回答：“奉圣旨，您，工程兵中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被捕。”

　　一名宪兵少校用十分庄严的口吻向他宣读了逮捕令，接着又用一般的命令吩咐手下的人把所有的文件和书籍都贴上封条。

　　门口停着一辆车，他被带到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皇上陛下直接管辖的第三办公厅”。翌日被送进了彼得保罗要塞。同时被捕的还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33名成员，罪名是搞“思想上的阴谋”。

　　在曾经关押十二月党人的地方，也就是阿列克谢三角堡中的秘密监狱，侦讯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审讯，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光明磊落，他竭力为同志们开脱罪责，主动说那些导致他们走上断头台的一系列活动均应由他一人负责。他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勃勃的信念，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的力量的作家。

　　长达八个月的审讯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起诉书上指控说，他宣读和传布“文人别林斯基的一封犯罪的信。”

　　1849年12月22日是行刑的日子。早晨7点多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小组成员20多人被囚车押送到谢苗诺夫校场。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被判了刑的犯人相见时都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蓬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拥抱。

　　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严肃气氛。刑场总指挥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策马跑到他们面前，发出口令：“排成横队！”神甫出现在队列前面，领着由卫兵团团包围的犯人向断头台走去。

　　生命也许只剩下10分钟或20分钟了吧？

　　犯人们踏着结冰的台阶登上断头台。“举枪！”只听哗啦一声，枪支全部向上举起，响起一阵急促的击鼓声。检察长拿着一张纸走上木台，开始用刺耳的尖噪音宣读最高当局的判决了。宣读完毕以后，检察长慢吞吞走下木台。囚犯们跪下，刽子手把钢剑在他们头顶上折成两截，在寒冷的空气中发出干巴巴的破裂声。神甫诵读最后一道训诫，并让他们吻十字架。

　　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这样描写一位死刑犯临刑前的心理活动：“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那个圆顶和闪耀在圆顶上的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

　　只剩最后一项仪式了：死前更衣。有人给他们换上了带有尖顶风帽，长袖的又宽又大的白布殓衣。他们被重新整队，三人一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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