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布曼(58)_虚阁网

五八

　　8. 许多年后

　　过了很多年，国会仍然拒不发给哈丽特退休金。她住在奥本，在菜园里种些土豆卖给邻居，聊以度日。当地小学一位女教师萨娜·布拉德福请她到厨房里喝茶，听她讲“地下铁道乘务员”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惊险故事。关于自己的往事，哈丽特真觉得历历在目。

　　“太太，我的列车可从没出过轨呀，”她说，“我的旅客，也从来没有弄丢一个。”

　　那庄重而沙哑的声音，可以叫人一连听上几个钟头。

　　1867年，哈丽特的丈夫约翰·塔布曼，在马里兰一条乡间小道上碰到一个叫文森特的木匠。那木匠喝得酩酊大醉，用拳头揍约翰滋事。约翰手中惟一的武器就是一只斑卓琴，他向木匠劈头打去，班卓琴裂成两段。木匠拔出手枪，一枪打死了这个“该死的黑鬼”。他为此仅被罚了5个美元，而哈丽特却从此成了寡妇。

　　她到墓地去了一次。那儿葬着许多老年人：本·罗斯、老丽特、采牡蛎的比尔及其妻子。在墓地上，她为快乐的乐师约翰·塔布曼作了祷告，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不过，这丝毫也没有使她的心情轻松。返家的路上，她碰见一个瘦高个儿的人。他背着挎包，在奥本大街上悠闲自在地边走边打口哨。当他走近哈丽特的时候，伸出一只手搭在哈丽特肩上。

　　“走开！”她怫然骂了一声，一把将那人推到墙边。

　　“一点没错，”那人揉揉在墙上碰疼的脊背，高兴地说，“正是你，哈丽特·塔布曼！”

　　哈丽特打量着他：这一对开朗的灰眼睛，额上那一绺淡淡的头发，她在哪儿见到过呢？

　　“啊，天哪，你是贝茨！”

　　“正是我呀！”贝茨说，“真没想到会遇上您！您就住在奥本吧？我从特洛伊步行去匹兹堡。”

　　“有铁路啊！”

　　“没钱哪，哈丽特！我失业了。”

　　“我帮你借去。”

　　“我拿什么还呢！您以为匹兹堡会有人用花环来欢迎我吗？我在特洛伊是印刷工，为组织印刷业联盟，我被开除了。再早，我在芝加哥当印刷工，因为组织罢工，被一脚踢了出来。”

　　哈丽特微笑着说：

　　“贝茨，您可真是个危险的阴谋家！”

　　“天性如此。我不会像温多维希望那样，跪着去乞求工作。我要去要求工作！”

　　哈丽特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拿出食品和葱款待他。贝茨则向她谈起工人的情况，谈起代表大会，以及冲突和罢工。

　　“你们的工人还喜欢黑人。”哈丽特说。

　　“这种人有。他们担心黑人会卑躬屈膝地去乞求工作，半价出卖自己的劳动。”

　　“要是人家不把你当人看，你怎么办？”哈丽特忿忿地说。

　　“假如我们说服白人和黑人共同斗争，就不会出现半价的问题了。”贝茨说，“我们就能把资本家拉下马……所有的人，只能分为两种：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当叛乱的旗帜从里士满降下时，我曾以为战争就此结束了。可是，我错了：战争还在继续，一切都还在前面。”

　　“‘一切都还在前面’吗？对像我这种年龄的人，这已经不大现实了。我已经老大一把年纪了。”

　　“这不是说您，也不是说我。”贝茨指正道，“我自己年岁也不小了。一切都在我们民族的前面。”

　　“这些事，我们是看不到了，”哈丽特说。

　　“就算是这样吧。我祖父就没见到过我，我也无法看到我的曾孙。可是，我祖父活着是为了我，而我呢，是为了我的曾孙。对吗？”

　　“可我没有孩子。”哈丽特说。

　　“戴维和简·贝利会有孩子啊，不都是一样吗？孩子们会记起我们的。要是他们忘却了，作家们就会写书提醒他们。书籍是永存的呀！”

　　他紧紧地握了握哈丽特的手，以一个惯于长途跋涉的人那种从容不迫的步子，大跨着步沿街走去。“一切都还在前面，可他的头发都花白了！”哈丽特想，“不过他是对的，书里会记下我们。”

　　第二天，她来到萨娜·布拉德福家中，请这位女教师教她写字，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她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用粗糙的手照着识字课本中头几个字母初学涂鸦。她练了很久，直到记住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为止。以后，“学习的海洋”可就拦住了她的去路，因为英语单词的书写和发音有差异。

　　1869年，她同一名内战复员军人纳尔逊·戴维斯结婚了。戴维斯患着结核病，哈丽特要操心的事就更多了。

　　他们共同捱过了19个困苦的年头。1888年，哈丽特为她的第二个丈夫送了葬，她又变成孑然一身，独留人世了。

　　戴维和简·贝利有时来看望她。

　　戴维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当制动员，经常乘货车来来去去。他曾两次遭到别人射击，有一次被抛到路基下面去了。

　　“你那光明的自由天堂在哪儿啊？”当他手上扎着绷带，到哈丽特家来的时候，哈丽特问道。

　　“会到来的，”戴维说，“什么事都不会落空，海特婶婶。我们还在一道前进，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千万人在前进！’”

　　也许这话不错。可是谁将看见这座天堂呢？是那些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做魔山羊游戏的孩子们吗？

　　她自己还能活多久呢？

　　每当夜幕降临，她就坐在火炉边一只瘸腿的藤椅上，想啊，想啊。她希望理解她这一生的意义。她曾经立志解救黑人，可她究竟做好了哪件事呢？难道黑人已经获得自由了吗？

　　这是一间简陋的大屋子，屋角上，萨娜·布拉德福送她的壁钟嘀嗒作响。这架壁钟很巧妙，每过一刻钟，它就鸣响一次，仿佛在嘲笑她似的：“嘿！哈丽特，一刻钟又过去了，你还没想出个头绪吗？……”

　　要是只想想个人私事，那其实很简单。贝茨说得有理：不应当考虑自己，要考虑别人，考虑过去和将来的人。

　　过去曾有一个人称“老本”的伐木工，叫本·罗斯，是个老老好好的人，可一辈子都做牛做马；除了“森林大伯”外，他什么都不相信：他真正喜欢的东西，就只有绿色的森林。

　　后来，他的女儿——人们称她作“摩西”——长大了，老了，她找到了砸碎锁链的力量。她曾独个儿在森林中活动，把黑奴一个个从种植园带走，还要他们坚信美国的自由和幸福。现在，她又孤孤独独地坐在瘸腿藤椅上，守着慢悠悠阴燃的火炉……

　　时钟又响起来：“哈丽特，怎么，你还没想出什么来呀？”

　　戴维和简·贝利住在远方，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他们曾拿起武器，投入国内战争，他们都是军人。现在，他们在号召黑人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像戴维和简·贝利这样的人，奴隶制在他们心中没留下一点痕迹。可是，他们的日子十分艰难，而离自由又还非常遥远。

　　时钟又响起来：“怎么，哈丽特，你还没想出什么来吗？”

　　戴维和简·贝利的孩子们住在北方，当工人。刚果·吉姆的孩子在南方种田。他们再也不用躲在森林里，躲在满途泥污的沼地上。他们一群群在大街上行走。

　　现在是那些白人骑士不敢见天日的时候了；他们只能像强盗一样，蒙了面，偷偷出来袭击人们……

　　时钟又响起来：“怎么，哈丽特？……”

　　哈丽特从椅子上转过身来，笑盈盈地低声说：

　　“时钟啊！别再担心了，即使我不能活到自由的那一天，别人也能活到的。我只是千里长河中的一段水流，这长河既不以我开始，也不以我告终。我的背后是涓涓的细流，我的前面却是一片浩浩的瀑布。无论杰西·巴林顿一伙怎样挣扎，他们永远不可能使江河倒流，让瀑布止息！”

　　她沉默了很久。时钟又鸣响了一次。这一次，那声音听起来令人安心了。

　　“我还能看到些什么呢？”哈丽特喃喃地说，“我还能活很久吗？时钟，告诉我呀！”

　　时钟没有回答，它只能报时。

　　她活了很久很久。美国激荡的历史篇章继续在她面前一页页沙沙翻过。

　　萨娜·布拉德福指着报上的字行，声音颤抖地给她念道：

　　“被共产主义鬼迷心窍的人完全控制了匹兹堡政权。”

　　哈丽特不禁微笑起来，她知道这全是谎言。贝茨的朋友们不可能是一伙鬼迷心窍的人。然而，当北方军队和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的时候，在南方，黑人的宿敌则一个个在政界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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