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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杰西·巴林顿老太太写了一本流露出她的真情实感的大部头著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叙述南方一座种植园如何遭到破坏,种植园惟一的女继承人如何孤零零地流落在一群毫无教养、居心险恶的黑鬼之中。她以激愤的感情和委屈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破产的白种爵士夫人深重的苦难和崇高的骁勇精神。小说还描写了伊利诺斯州一个名叫阿伯拉罕·林肯的伐木工,写了他的蠢笨和可笑。作者也没忘记奶奶的竖琴,没忘记老花园里那馥郁的花香。杰西号召人们等待着,希望着,把对往事的神圣回忆深藏心底。小说的名字叫《被击溃的人们》。

  哈丽特年届70了。她的朋友们又向国会提出请求,给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颁发养老金。不过,单是“英雄”和“国内战争”这些字眼,就激起了一番愤怒的詈骂。她算什么“英雄”?只不过是“各州间纷繁战事的参与者”罢了!

  何况,对这个“参与者”也没发放养老金。于是,哈丽特的朋友去找军部,最终同意每月发给20美元。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她“参与”了国内战争,仅仅是由于她是在合众国第八步兵团四连光荣服役过的士兵纳尔逊·戴维斯的遗孀。

  20块钱!这只能半饥半饱地维持10天。

  岁月如流,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了。新的一代又投入了战斗。

  1910年,哈丽特的邻居带她去看了一次新近发明的所谓“电影”或“活动画”,内容是在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在离林肯墓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蹂躏黑人的暴行。在一张雪白的大床单上,映出了抗议游行的情景:一群黑人小女孩,身穿白色连衣裙,手牵手地在头上挥动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爸爸、妈妈,为什么人家总要杀死我们!”

  哈丽特离开一团漆黑的“电影”棚来到街上,这时,两个白人——一个拿伞的太太和一个带照相机的先生——向她走来。

  “喂,老太太!”那位先生喊道,“你知道国内战争的英雄摩西·塔布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吗?我们想给他照张相。”

  “摩西·塔布曼?”哈丽特不解地说,“您以为她是男的吗?”

  “难道女人也能叫摩西?”照相的人问。

  “我们听说她有许多动人心弦的奇遇。”太太补上一句。

  哈丽特放声大笑起来。

  “摩西死了,”她说,“因为她太恼怒,她的心变成了石头,所以就死了。”

  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面面相觑。

  他俩一定在想:这老婆子准是神经病。

  “她在说些什么恼怒啊?”太太说,“黑人好像早就享有各种权利了吧,他们还需要什么呀?”

  哈丽特没听见这些话。她拄着拐杖,踏着细碎的步子,匆匆回家去了。

  很久以前,她曾在窗下种了一株苹果树。

  天长日久,苹果树长大了,长粗壮了。那轻软的树叶遮住了窗口。夏天,金绿色的光斑错杂地撒落在地板上、床上。

  1913年2月,就在这张床上,哈丽特整整躺了一个月。

  她患着肺炎。

  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她一会儿看见手持家规鞭的红头发苏珊太太,一会儿又看见瓦格纳炮台的斜坡上硝烟弥漫,看见平奇阵亡后的面庞。后来,又看见白宫附近哨兵刺刀上系着的黑纱。末了,又看见乘务员愤恨得变了形的面孔,还听见他那“黑人打白人”的哀号。哈丽特又哭起来。

  如果是简·贝利,那是不会哭的。简·贝利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

  早上,烧退了。汗水从受过伤的额头上冒出来,她已无力去擦拭。但是,她觉得轻松了一点。

  苹果树枝的阴影在被子上移动。春风在窗外飒飒有声。但哈丽特觉得那不是风声,而是马里兰的原始森林在呐喊。她觉得她好像正在林中旷地上,斧声笃笃,老本赞许地叫道:“啊—嗨—啊,海特!让他们瞧瞧你怎样放倒希可利爷爷吧!”太阳透过树叶,一道金光直射下来,就像一注蜂蜜,从土罐倒进绿色的盘子里。

  青春一去不返,却能尽情回忆。

  尽管哈丽特觉得她的手脚越来越冷,却感到病势在好转。空气是清新的,像在森林里一样,弥漫着树脂的气息。

  她微微一笑,轻轻翕动着嘴唇,低声道:

  “一切都在前面……孩子们……人们……”她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1913年3月10日早上8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最后听见的,是小提琴幽婉的琴声;她最后梦见的,是萨姆·格林的琴弓正指向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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