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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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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巴林顿老太太写了一本流露出她的真情实感的大部头著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叙述南方一座种植园如何遭到破坏，种植园惟一的女继承人如何孤零零地流落在一群毫无教养、居心险恶的黑鬼之中。她以激愤的感情和委屈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破产的白种爵士夫人深重的苦难和崇高的骁勇精神。小说还描写了伊利诺斯州一个名叫阿伯拉罕·林肯的伐木工，写了他的蠢笨和可笑。作者也没忘记奶奶的竖琴，没忘记老花园里那馥郁的花香。杰西号召人们等待着，希望着，把对往事的神圣回忆深藏心底。小说的名字叫《被击溃的人们》。 哈丽特年届70了。她的朋友们又向国会提出请求，给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颁发养老金。不过，单是“英雄”和“国内战争”这些字眼，就激起了一番愤怒的詈骂。她算什么“英雄”？只不过是“各州间纷繁战事的参与者”罢了！ 何况，对这个“参与者”也没发放养老金。于是，哈丽特的朋友去找军部，最终同意每月发给20美元。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她“参与”了国内战争，仅仅是由于她是在合众国第八步兵团四连光荣服役过的士兵纳尔逊·戴维斯的遗孀。 20块钱！这只能半饥半饱地维持10天。 岁月如流，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了。新的一代又投入了战斗。 1910年，哈丽特的邻居带她去看了一次新近发明的所谓“电影”或“活动画”，内容是在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在离林肯墓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蹂躏黑人的暴行。在一张雪白的大床单上，映出了抗议游行的情景：一群黑人小女孩，身穿白色连衣裙，手牵手地在头上挥动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爸爸、妈妈，为什么人家总要杀死我们！” 哈丽特离开一团漆黑的“电影”棚来到街上，这时，两个白人——一个拿伞的太太和一个带照相机的先生——向她走来。 “喂，老太太！”那位先生喊道，“你知道国内战争的英雄摩西·塔布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吗？我们想给他照张相。” “摩西·塔布曼？”哈丽特不解地说，“您以为她是男的吗？” “难道女人也能叫摩西？”照相的人问。 “我们听说她有许多动人心弦的奇遇。”太太补上一句。 哈丽特放声大笑起来。 “摩西死了，”她说，“因为她太恼怒，她的心变成了石头，所以就死了。” 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面面相觑。 他俩一定在想：这老婆子准是神经病。 “她在说些什么恼怒啊？”太太说，“黑人好像早就享有各种权利了吧，他们还需要什么呀？” 哈丽特没听见这些话。她拄着拐杖，踏着细碎的步子，匆匆回家去了。 很久以前，她曾在窗下种了一株苹果树。 天长日久，苹果树长大了，长粗壮了。那轻软的树叶遮住了窗口。夏天，金绿色的光斑错杂地撒落在地板上、床上。 1913年2月，就在这张床上，哈丽特整整躺了一个月。 她患着肺炎。 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她一会儿看见手持家规鞭的红头发苏珊太太，一会儿又看见瓦格纳炮台的斜坡上硝烟弥漫，看见平奇阵亡后的面庞。后来，又看见白宫附近哨兵刺刀上系着的黑纱。末了，又看见乘务员愤恨得变了形的面孔，还听见他那“黑人打白人”的哀号。哈丽特又哭起来。 如果是简·贝利，那是不会哭的。简·贝利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 早上，烧退了。汗水从受过伤的额头上冒出来，她已无力去擦拭。但是，她觉得轻松了一点。 苹果树枝的阴影在被子上移动。春风在窗外飒飒有声。但哈丽特觉得那不是风声，而是马里兰的原始森林在呐喊。她觉得她好像正在林中旷地上，斧声笃笃，老本赞许地叫道：“啊—嗨—啊，海特！让他们瞧瞧你怎样放倒希可利爷爷吧！”太阳透过树叶，一道金光直射下来，就像一注蜂蜜，从土罐倒进绿色的盘子里。 青春一去不返，却能尽情回忆。 尽管哈丽特觉得她的手脚越来越冷，却感到病势在好转。空气是清新的，像在森林里一样，弥漫着树脂的气息。 她微微一笑，轻轻翕动着嘴唇，低声道： “一切都在前面……孩子们……人们……”她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1913年3月10日早上8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最后听见的，是小提琴幽婉的琴声；她最后梦见的，是萨姆·格林的琴弓正指向北极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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