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25)

二五

　　§十三、塞万提斯的文学观念

　　塞万提斯没有文论方面的专著，他的文学观念散见于其大量作品中及其序言里。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会。

　　首先，他主张文学必须“摹仿自然”，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人生。塞万提斯强调小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摹仿得愈加妙肖，你这部书也必愈见完美”。“用不着去乞怜于哲学家的格言，《圣经》里的义理，诗人们的讽谕，辩士们的词锋，乃至圣徒们的玄秘”。他要求“必须不背戾读者的理性，必须把不可能的写得仿佛可能，而使读者的惊奇与愉快并存不悖”。因此，他强调要“特别注意故事情节的或然性。”认为喜剧“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假象”。塞万提斯对当时那些“破坏真实”、“违反历史”的骑士小说、流行喜剧深恶痛绝。

　　“摹仿自然”，真实地反映人生，这是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提倡的文学观念。这在当时正值文艺复兴的高潮，塞万提斯自觉地遵循了文学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观念。把现实当作唯一的范本去“摹仿”，成为当时世界性的文艺思潮。这也是对经院哲学教会文学把虚无缥缈的宗教神迹作为描写对象，脱离人的生活的一次反拨，让文学回到人间，为人来服务，摆脱神的桎梏，这是文艺复兴大师的主攻方向。为此他还特别强调“不要乞怜于哲学家的格言”。这儿的哲学家当指经院哲学家。对此，塞万提斯是深恶痛绝的。另外，把自然当成美的追求的唯一范本，这为后来的德国美学家康德专著论述过。在古典主义哲学范畴中，康德把美区分为艺术美和自然美两种类别。在他看来，艺术美即人工创造的美是次于自然美的，人类追求美的创造是一个由艺术美向自然美的趋进过程。人类也只有尽力想法去接近自然美的水平，真正达到自然美似乎还是个疑难。由此可见，康德所推崇备至的美却是自然美。这正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康德美学思想的一脉相承的联系。而塞万提斯的以自然为范本的观念，正好与康德是不谋而合的。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塞万提斯身体力行实践这一正确的文学观念，并追求真实自然的美，对泛滥于社会的骑士文学轻糜浮躁文风也是一个有力的反拨。他所产生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是深远的。现实作用便是尊重读者，把读者作为写作的服务对象，这是极有价值的写作思想。并要求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把握作品的艺术性，这实在是切中要害。历史意义便是它体现了文艺复兴的革命性，对人性解放的指导作用，视为文学艺术的职能，主张为现实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

　　当然，对于“真实性”的讨论，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还不可能区别出艺术的真实性与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来，二者只好是混为一谈。从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指“作品创作的某个细节统一于作品本身创造的艺术世界就为真实。”而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则是指自然科学范畴的客观可验证性或是定性定量的准确性。这是两个不同逻辑范畴内的概念了。为此，文学作家已不屑于去一味“反映”而去表现自我表现人生了。这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意义了。

　　其次，塞万提斯强调文艺具有“娱人”和“教人”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一本好的戏剧，可以使人“对于诙谐的部分会觉得有趣，对于严肃的部分会觉得有益，对于情节会觉得惊奇，又因见了欺诈的而自知儆戒，见了好榜样而更加贤明，对恶德知道疾恶，对美德知道爱慕”。他主张文艺“既可以娱人，也可以教人”。强调文艺要能“唤醒一切热情”的社会教育作用。塞万提斯以此来针对那些“只在供人消遣，无关士道人心”的作品，“荒谬绝伦”的骑士书以及当时一些商品化了的喜剧，认为他们是“无益于人的族类的”。

　　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塞万提斯明确主张“娱人”“教人”的寓教于乐功效。反对荒谬的引人走火入魔的骑士文学，在《堂·吉诃德》第一部中让教士评判，然后烧掉了许多此类作品。文学便是人学，文学作品对人的教化作用，或者是说心灵净化作用历来为人重视。至今，人们也不可否认，文学艺术作品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人的道德情操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作为人类精神食粮，文学艺术作品永远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塞万提斯批评的“无益于人的族类的”作品也永远不会为人们欢迎。作为对骑士文学的反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是通过用骑士文学的形式反对骑士文学，采用滑稽摹仿的反讽手法达到了对骑士文学的清算，为骑士文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为后世文学发展指明了“教人”、“娱人”的正确发展方向。对今天的文学发展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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