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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海伦对他们之间的离异则是这样认为的:“直到1949年我们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 ,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

  经过法庭裁决,两人解除夫妻关系,斯诺必须偿付海伦一笔资金,而海伦则须归还斯诺在采访中留下来的有关的照片的底片和拍摄小电影的胶片等资料。离婚后,海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一直从事有关中国等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由于多种原因,她写作的17部书未能出版。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农舍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她在30年代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过,并宣传过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麦卡锡分子对她进行迫害,使她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后,海伦才得以自由活动,并且于1972年重返中国,著有《重返中国》一书。她对新中国的变化惊喜不已,在书中她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巨变。她是继斯诺之后首次向世界报道共产党中国,而且是斯诺迫切希望见到但又未见到的情景——中美关系恢复后的中国。

  斯诺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巅峰时期与海伦离婚,而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之际又与年轻而漂亮的演员洛伊丝·惠勒结婚了。那是1949年5月。由此,斯诺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斯诺后来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设法将料理家务与打印我的大部分手稿结合起来,这并没有导致离婚,因为她是一个特殊的天使。”斯诺在此对他的婚变又一次作了注脚。由此可见,斯诺需要的是贤妻良母式的伴侣。

  斯诺与洛伊丝初次相识是在1946年春末。在一次由演员、美术家、作家联合组织的为战后苏联募捐救济款的联谊活动中(在曼哈顿举办的义演结束后的社交聚会上)认识的。洛伊丝是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来到纽约“撞鸿运”的年轻演员。她曾在她弟弟的藏书中读到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这部传奇般的史诗使她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从此也使她对此书的作者充满仰慕之情。此后尽管她一直想成为一名百老汇的明星演员,但她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社交聚会后,洛伊丝接受斯诺的邀请外出散步。此后,他们经常约会,逐步建立起感情,而且越来越投机。1947年,洛伊斯陪斯诺一起去瑞士旅行,在斯诺患肾炎病住院治疗期间,洛伊丝一直陪伴左右,他们真正相爱了。

  斯诺与海伦离婚后第九天就与洛伊丝举行了婚礼。史沫特莱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不乏情趣的仪式,斯诺的哥哥霍德华前来祝贺并充当男傧相。斯诺暂借居史沫特莱的朋友的老式房子。

  新的家庭生活开始了。1952年斯诺与洛伊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斯托弗,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西安(意即西部平安)。他们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奈登渡口,一年后又迁至新泽西州。洛伊丝在与斯诺结婚以后仍参加电影拍摄工作,斯诺则继续搞写作。已过不惑之年的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采访新闻而到处奔波了。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感到骄傲的家了,年轻而漂亮的洛伊丝精力充沛,她不仅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操持着家务,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和家庭温暖的促进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使喜爱孩子的斯诺深感快乐,也忘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之苦。斯诺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有愉快的圣诞节了。”尽管在经济上他们不宽裕,但在家庭生活上还是愉快的。斯诺仍为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收入来维持家庭所需,而洛伊丝的演出收入却成为家庭开支的重要保证。

  2.风云突变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句中国哲言,用在斯诺身上恰如其分。从《西行漫记》风行世界到第二次大战硝烟弥漫和战火过后的这十来年间,斯诺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大记者。他的新闻报道和著作被世界各大新闻、出版机构争相刊行,受到世人的赞誉和钦佩,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爱不释手。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风云突变后阴霾密布的年代里,他却为此饮下了苦酒。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原有的著作也被从书架上拿走了。他再也不能到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和采访,被美国的所谓“奇异案件”所累,受到美国国会的“忠诚委员会”的审查,中央情报局对他暗地里立案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敌对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界线分明、森严壁垒。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表白了这一点,他说:“铁幕已经覆盖欧洲大陆。”美苏争霸的端倪已出现,由军事对垒而导致政治思想的激烈、根本的对立,各自筑起了防线。在军事上出现了“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互冲突与排斥、攻讦;“柏林墙”和“三八线”成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分界线。美苏政府各自都采取了抵制异端思想的措施。在美国,随着大战的胜利,一种傲视他国的心理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悄然滋长。它把惟一能与之抗衡的苏联视为其实现霸主地位的根本障碍,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它不愿意看到再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更不想让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于是,在美国出现了一场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运动。

  铁幕降下,冷战时代开始了。美国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忠诚调查运动”,对公务员中有同情共产主义倾向的人进行审查、清洗。美国共和党人趁机发难,在竞选中以敌视苏联为契机,以“要共和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的论调大肆鼓吹共产主义的威胁。理查德·尼克松和威斯康星州议员麦卡锡以此掀起全美反共运动,杜鲁门政府颁布了“联邦忠诚法”,设立“文官甄别委员会”。由此,在美国不断出现所谓“奇异案”。凡是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牵连、指控。斯诺也就难逃厄运了。

  斯诺一如既往地想做他的“世界公民”,报道他想报道的事件,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眼观察,使他感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后国家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哪怕社会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国家也应加强联系与合作。尤其像中国、印度、菲律宾这些遭受战争灾难较深重的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在他们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更应得到号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国家的帮助。但是他太理想化、太天真了,他对他的“山姆大叔”缺乏真正的了解,缺乏新的认识,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能说服它了。“山姆大叔”已完全听不进他的话,更不希望再看到他对共产党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当然他也感觉到“山姆大叔”的政策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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