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33)_虚阁网

三三

　　从大战的爆发到大战的结束，斯诺一直置身于举世瞩目的风暴地区的前沿，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留下扣人心弦的采访足迹，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评论文章。非凡的经历给了斯诺非凡的判断力。他的报道不仅仅限于新闻描述，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洞察力的评论与惊人的准确预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他的报道和著作中具有报告文学的显著特色，有旅途遭遇、采访经历、现场描述、历史背景回顾、局势发展综述、力量对比分析，既具新闻时效性、客观真实性，更具有分析的准确性和导向性，突破区域性而具全球性。他的文章和著作使世界各地读者既了解自身又了解世界，从中可一览国际局势。他讴歌正义、鞭挞邪恶，颂扬光明、贬斥黑暗，呼吁和平、反对侵略。

　　他在报道时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注意学习和了解该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思维特点，因而别具风采，更具生命力。

　　在追寻大战风云中，斯诺又完成了两部力作《人民在我们一边》和《苏联政权力量的格局》（亦译作《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人民在我们一边》叙述了他在印度、中国、苏联等地的见闻，主要是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德国的艰苦斗争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也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反日斗争及各政治势力的主张。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印、中、苏等国的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在美国的销路较好，成为每月图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并被印发到军队官兵手中。

　　获得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西行漫记》。《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完成于1945年，书中用绝大部分篇幅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同时，斯诺也解释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及其影响。他分析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利益关系，指出它们将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但它们之间又有各自的民族利益。意在说明从德国侵略下解放了的东欧各国既是苏联的同盟者，但又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同一体，它们有各自的独立性。

　　在此书中也有一章叫“两个中国”，具体地将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对比，他揭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两党的政策主张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两种命运和前途，中国人民将面临着命运和前途的抉择。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甚为中国的战后形势担忧。

　　斯诺善于在对比分析与回顾中预测时局的发展。他在跟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提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本身的和国外势力的介入，将有可能再度陷入内战。通过对苏联战场和东欧的观察，他认为东欧的发展趋势将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将转而对日作战。

　　斯诺走遍世界，同情革命，支持正义，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所以他的新闻分析往往政治色彩较浓。当时，一些英美人士责备中国抗日不力，斯诺则毫不客气地说：“正是中国在那些英雄的年代里曾经单独进行抗战，可以说在这次大战中独一无二地那样孤立无援地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底，中国不但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敌人还能从美国、大英帝国和轴心国得到它能够用钱买来的一切援助。要是中国那时接受日本诱人的和平合作建议，转而反对我们的话，谁责备它呢？而如果中国那样做了，远东的局面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呀！”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应该忘记我们对中国人民欠了多少债”。

　　在评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时，他说：“在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她的物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在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给他们以为有力量的国民党政府。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仅仅是共产国际中的支部之间的关系，中共对苏联保持很强的独立性。

　　在美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问题上，斯诺说他们“对中国缺乏背景知识”，他向美国人阐述了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拥护和对三民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在两党的执行过程中的不同结果。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中国的两个战场时，有人贬低敌后游击战争，斯诺则指出：“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样接受盟国重要援助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叫嚣抵制所谓的苏联威胁之时，斯诺同样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他们要重建家园，并未给西方国家造成安全威胁，他力主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于是，斯诺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专题著作《斯大林需要和平》。

　　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美国记者，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了，他已成为国际事务的观察家、评论分析家和活动家了。同时又是解说员，他为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解说天下大事，教他们懂得别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理解别国人民的要求。斯诺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世界公民”与他的“山姆大叔”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了，距离越拉越大，悲剧的序幕也就开始了。

　　第八章　风雨兼程

　　1.婚恋变奏曲

　　1949年4月，斯诺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与海伦离婚了。这对曾比翼双飞、并肩战斗生活17年的伴侣的离异，使许多友人为之惋惜。在斯诺极度苦闷时，海伦来到他身边，她给他柔情、关怀，重新焕发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在异国他乡，他们有过共同的事业，从事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入中国革命运动，相继闯入“红色中国”，发起“工合”运动。斯诺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贡献。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相互支持，也有摩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的分手，说不清也道不明。

　　斯诺对海伦的评价是：“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是的，在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过程中，海伦坚持把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经历全部保留，确实使该书丰满而具说服力。而且海伦步斯诺后尘，独身闯入“红色中国”，也为斯诺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新的翔实的材料，使有关“红色中国”的报道更为全面、更加准确。《续西行漫记》使“红色中国”的报道趋于完整。

　　他们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及一半。战争环境，记者的流动生涯，使他俩在时间与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使他们之间原已存在的某些不协调加剧了。如两人在性格上的不同，斯诺好静而不善言论；海伦更多地表现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好胜心强而爱争论，甚至喜欢唠叨，有时使斯诺感到无奈，在争论中往往是斯诺先退出“战场”。恐怕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缺乏更多的情感交流，裂痕随着相隔的时间延长而加大。斯诺回忆道：“如果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在一个做丈夫的情感之中，我这十年间所干的事业就不会如此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本不应该这样急地再次出国，不应该在国外呆这么长的时间，以至于使我第二次‘失掉了’美国。”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