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48)

四八

　　从此，史沫特莱的每一次演说都有调查局的人混在听众之中进行监听。只要看到有人在用速记符号飞快地一字不漏地作记录，就可以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听众。从史沫特莱的演说中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于是她被贴上了“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的标签。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局人员注意的目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和文章。他们只在别人写的书评中寻章摘句，甚至运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只要是在他们假定的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那么文章中的观点肯定就代表了美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和苏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此推论，最后得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特务的结论。

　　其实，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国共产党之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苏联，史沫特莱1933年在苏联生活过大半年，从心里佩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的做法抱有不同的看法。埃德加·斯诺苏联之行归来以后，曾把查托在列宁格勒被捕、1940年死于集中营的确切消息告诉了她。查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史沫特莱永远觉得，她和查托共同生活的日子对她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查托无辜遇害，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是，史沫特莱对苏联共产党的看法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成分，她的看法是很冷静同时又是很复杂的。

　　“红帽子”扣上以后，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的监视就升级了。奥尔巴尼分局在1946年6月2日首次对她进行了24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一直监视到6月3日半夜，只发现她曾经和斯基德莫尔大学的三个学生坐在一起。调查局的人于是兵分几路，分别对史沫特莱和这三个大学生进行盯梢。

　　雅都那位女秘书是联邦调查局派到史沫特莱身边的特务。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寡妇，说是为了排遣孀居寂寞，才到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工作。她很有钱，薪水分文不取。埃姆斯夫人把这个能干的助手当成了宝贝。雅都的住客很快就发现她行动诡秘，她偷听别人的谈话，偷偷检查史沫特莱的来往信件，窃听她的电话，还挑拨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之间的关系。她带来两条毛茸茸的大牧羊犬，把山庄的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史沫特莱散步的时候，这两只畜牲就呲牙裂嘴、哼哼哧哧地在后面跟着，像追捕犯人似的。联邦调查局还派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特务，装成一个作家，一个史沫特莱的崇拜者，企图用卑劣的性诱惑手段使史沫特莱就范。在树林中，他紧随前后，甜言蜜语，甚至动手搂抱。史沫特莱忍无可忍，愤怒地给了他重重的一个耳光。

　　这时候又有不知道什么人造谣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近被南京政府逮捕处死了。史沫特莱一笑置之，她幽默地说：“红帽子已经戴得太多了，再往后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分子刚掌权的时候那个样子。”她照样我行我素，该说的直言不讳，该写的笔下毫不留情。

　　这段日子里最使史沫特莱悲痛的是妹妹的死。默特尔病了很长时间，史沫特莱一直盼着妹妹病好了到纽约来看她的剧本上演。可是她赶不及了，她患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不断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埃姆斯夫人的患精神病的妹妹也在不久前死去了。两个不幸的姐妹在一起相对垂泪，默默地哭泣。

　　第十四章　欣悦的英灵

　　1948年3月，史沫特莱离开了雅都山庄。

　　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行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纽约州东北小区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茵和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茵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史沫特莱“企图使大学生们皈依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市民听到夸大的谣传，十分害怕，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向校方施加压力，校方人员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的“恐赤病”发作了，她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自己也被怀疑是赤化分子，惊慌失措起来，感到要约束一下史沫特莱的言行了。史沫特莱出于正义感和自己的自尊，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必要作解释；也没有必要因自己请了怎样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为了维护雅都公司的名声，警告史沫特莱，要么以后言行谨慎一些，要么马上离开此地。史沫特莱满腔怒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实质上是一幕发生在严酷的反共思想钳制下的美国的人际关系的悲剧。埃姆斯夫人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与史沫特莱的友谊，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安排在雅都山庄的那两个特务出面干预。埃姆斯夫人的做法固然有点过火，但也不能对她个人作过多的责难，这完全应该归罪于美国当时恶浊的政治空气。

　　而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不相信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全面“赤化”。而两年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使美国不安的变化，经过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却从12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改变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进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大城市。首先攻克了张家口，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解放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放了这座华北第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蒋家王朝的最后崩溃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一旦新中国成立，并成为强大的苏联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成为一股足以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至此，美国政府只好抛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公开扶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向蒋介石政府大量输送武器，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则加紧对进步人士的种种不择手段的诬陷和迫害。国会拟订了蒙特—尼克松法案，规定凡是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表上标上黑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样的“黑星组织”有70多个。只要与这些组织沾上一点关系，就被认为是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同伙；只要有这类朋友，就会被加上罪名，处于危险境地。一时告密者蠢蠢欲动，受害者有口难辩，人们终日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列入赤色分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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