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49)

四九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开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国人变得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有头脑的人也只好潜心闭嘴，避而不讲真话；无知的人心安理得；坏心肠的人找机会就给竞争对手扣上一顶红帽子。联邦调查局属下各机构都设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像“抓虱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践踏蚁群那样践踏人们的自由。据说，被收入调查局微缩胶卷的调查资料，堆满了华盛顿的六层大楼。主持这一系列“猎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和他所操纵的极右报纸《反击》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专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博士都在这场弥漫全国的反共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尔避暑地的莱克兰湖畔，保罗·罗伯逊举行了演唱会。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儿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声浑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他讴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赶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场所。罗伯逊走上街头，到工人群众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献给民权维护会。莱克兰湖畔的演唱会开始以前，三K党冲进会场，把折叠椅堆起来放火焚烧，黑夜中烈焰冲天。三K党向听众掷石块，狂叫要把人们统统杀死。事件自始至终，连个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在鼓吹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真是不可思议。此后，“皮克斯基尔事件”就成了美国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词。欧文·拉铁摩尔被《反击》指名为“赤色分子”，他愤而与麦卡锡对质。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猎赤”行动是多么不择手段。

　　当时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进屋里行窃，巡警来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产分子，你们抓错人了！”

　　史沫特莱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被迫离开雅都山庄的。

　　史沫特莱离开雅都以后，来到索伯格·布伦丁在纽派尔兹的农场，这是她过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个星期以后，她得到好友约瑟芬·贝内特和她的丈夫布鲁克斯的邀请，到哈德孙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兰丁村是一个艺术家别墅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子荫蔽在帕里萨兹镇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距纽约曼哈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住的房子是布鲁克斯的一幢小小的乡村寓所，距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在树林中流过的河流。房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河对岸是绵亘不断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史沫特莱心情舒畅，热爱农业劳动的大地的女儿，满怀喜悦地荷锄下地。她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豆角，还有新西兰菠菜、芥菜和南瓜。种菜是一种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她品尝着自己种出来的各种蔬菜，心情就别提有多愉快了。她给艾诺·泰勒写信说：“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莱收获了蔬菜，就定期供应给周围的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人种菜大都失败，只有史沫特莱的菜园子总是葱绿葱绿的。有一次，一群退伍军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莱摘了几筐菜送去，卖了35美元。她尝到了一个真正的农妇的喜悦。

　　在舒心的田园中，史沫特莱并没有忘记政治，压力越大，她越无所畏惧，她要证明自己是不怕威胁、压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规定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美国兵撤离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史沫特莱措词尖锐地指责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毫不畏惧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政府。当时在讲台上的还有保罗·罗伯逊——他演唱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史沫特莱最爱听的一首歌——和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中起积极作用，以结束中国内战。冯玉祥寻求美国的支持没有结果，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在渡过黑海的时候，不幸因轮船失火而丧生。也有人说，是故意纵火，要除掉冯玉祥这个反蒋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莱又面临着一场风暴。联邦调查局早就处心积虑地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史沫特莱的政敌们摸准了调查局的意图，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首先发难的是科尔伯格。他跑到东京，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谍报第二课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接触了一段时间。威洛比在1946年进驻日本不久就着手搜集佐尔格间谍案的资料，以便用于政治目的。理查德·佐尔格是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与史沫特莱交往，1934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到日本为苏联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重大的贡献。1941年佐尔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处决。

　　应该说，佐尔格与之进行斗争的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现在调查局巧妙地抽去了问题的实质，只剩下了“苏联间谍”这个概念。在当时美苏对峙、冷战气氛浓烈的特定环境中，“苏联间谍”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可是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都已不在人世，活着而且被认为与佐尔格有关的人只有史沫特莱，联邦调查局把她列为调查对象，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联邦调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可惜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他们无法证实1934年以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还有什么联系，无法证实当时远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怎样配合东京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工作。他们掌握的最确切的材料只有一点，就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介绍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认识，而尾崎后来与佐尔格一起回到日本，成为佐尔格的助手，最后两人同时遇难了。只凭这一点，要确认史沫特莱的“苏联间谍”罪名，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感到实在是证据不足。

　　科尔伯格回到美国，就在他所控制的《实话》杂志上以一整篇社论抖出威洛比提供给他的仍属机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莱自1930年以来就是一个“无指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潜伏间谍”。极右杂志《反击》也发表文章，给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局出面支持科尔伯格的结论。可是胡佛认为缺乏证据，迟迟没有表态。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军部发来的、威洛比写的长达64页的关于佐尔格间谍网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但是胡佛仍然认为看不到在远东的佐尔格和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害怕将来受到公众的质询时拿不出证据。胡佛心里着急，就责骂他的下级纽约奥尔巴尼分局，怪他们半心半意；奥尔巴尼分局则以史沫特莱已经迁出他们的辖区为理由加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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