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32)

三二

　　第十章　“外国妈妈”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的前几天，史沫特莱乘坐一辆运送医疗用品的救护车到了长沙。长沙不是她打算长久停留的地方。史沫特莱必须决定她下一步将到哪里去。

　　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第一，到重庆去；第二，经过香港回美国；第三，到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去。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否定了。重庆地处西南山区，远离战场，在那里很难从事给前线输送医疗物资的工作，当战地记者更是没有机会，而且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史沫特莱在那里肯定会受到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刁难，行动将会受到限制，那里的政治气氛将会是令人窒息的。

　　第二条路她也不能走。她不愿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离开中国。从她与美国朋友的通信中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很有节制的，因为美国的方针始终是避免以强硬的手段直接刺激日本，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面展开以后，美国仍然向日本大量输出钢铁和石油。美国政府的做法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回美国去，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号召美国人民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日，不能说完全无所作为，但那毕竟是太间接了。

　　即使身在八路军之中，史沫特莱尚且责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旁观者，回美国去不更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吗？再说，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妹们的关系也不那么亲密，缺乏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况且他们都各自成家，独立生活了。史沫特莱在美国没有家，没牵没挂，她早就把自己生命的根移植到中国来了，中国就是她的家。1937年她在山西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的八路军总部度过的四个月，是她生活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她尝试了写战地报道并且获得了成功。往后，她还计划和林可胜大夫联络，为新四军建立一个长期供应药品的运送网。

　　因此，决定走第三条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同志也赞成史沫特莱的决定，就把她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员叶挺和项英，并让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为她安排行程。

　　新四军原是由活动在从安庆到上海郊区长江下游山区的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到了这年秋季，新四军已有1.2万多名穿军装的战士。新四军成立以后，即分两路进入华中敌后，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队当年6月进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江北部队5月进入安徽省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江北解放区。这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11月，史沫特莱到达的时候，新四军总部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

　　史沫特莱跟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一起乘坐竹筏来到云岭，迎接她的有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

　　史沫特莱是新四军的贵宾，叶挺军长安排她住在军部教导总队，生活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按规定她可以以马代步，但她偏要和战士们一样，去什么地方都是靠两脚步行；按规定她应该吃小灶，但她总是和战士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她对战士们说：“我到这里以前，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请我吃饭，一桌上等酒席，全是山珍海味。但那是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我吃不下去，新四军的大锅青菜饭，我吃起来心里舒服。”史沫特莱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胃病，偶尔在老乡家里煮两个鸡蛋，也是自己掏钱。

　　沈其震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20多个卫生队。

　　一个漆黑的夜晚，史沫特莱在一群战士的护送下去访问一所野战医院，步行了一夜，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了。史沫特莱站在村前的土坡上，看到的是几家低矮的农家草房。

　　“这就是野战医院？”

　　“是的，这就是医院。”院长粟秀真解释说，“因为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医院要经常转移，所有设备都分散在民房里，病房也就是几个农家小院。”

　　“好吧，请领我到病房去。”

　　史沫特莱由院长陪同走进病房。她一眼就看到一个年轻护士正用竹筷子在一个粗瓷碗里夹起棉花给伤员换药。

　　“住手！”史沫特莱猛冲上前大声训斥：“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伤员会受到细菌感染，甚至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你们的不负责任，我将请求朱德将军给你们以军法制裁！”

　　护士吓得脸都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倒是那位伤员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意思：“不，不，史沫特莱女士，您错怪她了，我们的护士很负责任。”他伸手指了指火炉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蒸笼。史沫特莱走过去揭开盖子，看到里面放着瓷碗和竹筷子，正在进行高温消毒。

　　“啊，对不起，姑娘，我错怪你了。”史沫特莱抱歉地搂着护士的肩膀说：“请继续工作吧。”

　　护士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

　　史沫特莱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差得叫人难以想象，药棉和绷带都是自制的，药品是医护人员从山上采集的草药，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她激动地说：

　　“只是到了这里，我才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了奇迹！”

　　史沫特莱给《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反映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医药的需求，还写信给她的一些老朋友，如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史沫特莱还巧妙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通讯渠道。1934年她从上海短期回国在圣迪戈州立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州立大学的教授哈利·斯坦梅茨成了她的热心听众，斯坦梅茨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他家里，史沫特莱认识了他的父亲老哈利·H·斯坦梅茨。老斯坦梅茨是个医生，也是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史沫特莱回到中国后，开始通过斯坦梅茨父子向美国发送新闻和其他信息。她首先把需要发送的资料送给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米勒，他再交给一位银行家朋友，由这位朋友把资料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由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向在圣迪戈的斯坦梅茨的电台发报。根据哈利·斯坦梅茨在1976年的回忆，史沫特莱从1938年到1939年末，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为新四军从圣迪戈地区取得了经济援助。

　　访问了野战医院以后，史沫特莱就再也不肯住在军部了，她认为这样的优待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个作家，应该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她要求住在医院里，和护士们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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