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31)

三一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的话，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人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为保卫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斯特朗深感她与她的同住者（斯特朗也曾住在鲁茨主教的教堂里）之间的差异。她明白自己自幼受到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教育永远不会让她敢于提出这类要求。但史沫特莱是从来不承认不可能的。

　　斯特朗对史沫特莱的评价是中肯的，她确实不承认不可能，因为对她来说，中国的伤兵，饥饿的农民，过度劳累的苦力，都使她想起自己的苦难的父母兄弟。他们的苦难折磨着她，使她的心不能平静，她要用自己永不停息的奔波操劳去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在汉口这几个月，她总是全身心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为了某件事办糟了而苦恼得不能自拔；一旦成功，又突然恢复活力，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唱着家乡的牛仔民歌：“那勇敢的小伙子把秋千荡，他飞在空中真漂亮……”

　　在汉口期间，史沫特莱定期从汉口坐救护车到长沙去，把救护车和医疗器械送到长沙。风尘仆仆，非常劳累，但还要在长沙进行募捐活动。当时给她当翻译的刘良模，在1950年写的《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一书中回忆了她在长沙出席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的情况：

　　史沫特莱先是用平静的语调讲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然后她热情澎湃，提高了嗓音，整个身体的姿势都改变了，她陈述了中国伤兵的困境和他们的紧急需求。最后她精疲力尽，突然坐了下来。会场里长时间鸦雀无声，之后人群骚动起来，大家开始踊跃捐款，募集到很大的一笔款子。这是长沙最成功的一次募捐。

　　1938年10月，印度医疗队到达汉口，史沫特莱负责迎接他们，设法把他们送到延安。那时候朱德已经回到延安。朱德亲切地迎接了印度朋友，为他们在王家峪安排了住处。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五位印度医生都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华”字。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们想，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命运相同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式却不相同呢？他们问朱德。朱德笑了说，我们最初也走过弯路，是敌人的凶残和人民的鲜血使我们觉醒了，我们才搞起了武装斗争，用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们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认识了革命的前途，掌握了革命斗争的方法，才有了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就无法估量。

　　印度朋友深受感动，他们立即奔赴战场，和八路军一起出生入死，进行战地救护工作。柯棣华大夫在华北前线工作了五年，和一位中国女同志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1942年12月9日不幸牺牲。柯棣华大夫跟白求恩大夫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时，他在印度孟买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他毅然放弃了进入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考试，申请到中国服务，最后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大夫追悼会上，朱德同志宣读了祭文。朱德同志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柯棣华大夫》的文章。柯棣华大夫安葬在河北唐县，墓碑上是朱德的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战斗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中印两大民族。”

　　印度医疗队的来华，是史沫特莱为中国抗日斗争作的一大贡献。她用自己的心血和操劳，把她所热爱的这两个大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汉口的文化生活很活跃，著名作家老舍、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茅盾、诗人和学者郭沫若都在这里，年轻的周立波和卡尔逊一起从战区回来了。史沫特莱为汉口新出版的杂志写文章，跟中国作家一起聚会、交谈。史沫特莱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文学所提出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在《中国在反击》中，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真正的故事只能由中国工人和农民自己来讲述，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的同伴（指青年作家周立波和徐铨）是中国人，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我一样，也远离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们中的徐铨首先对“风格”感兴趣。当你询问他某本书时，他首先告诉你的是这本书的风格，然后你才能从那里探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立波感兴趣的是内容，这是真的。但他现在过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常太疲倦了，不能利用他的经验。我想，今后这样的生活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38年10月中旬，史沫特莱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撤退到长沙。离开汉口前夕，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上的寓所里会见了她。

　　时值深秋，满山火红的枫叶和苍松翠柏，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惟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

　　10月27日，汉口沦陷后的第三天上午，史沫特莱匆匆赶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询问周恩来的消息。办事处的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坚持到汉口沦陷的前一天才离开的。同时告诉她，新四军已经在皖南敌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史沫特莱准备运送一批医药和医疗设备到那里去。办事处的同志同她一起就行动的路线和联系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10月29日，一辆载运药品的救护车驶出长沙，史沫特莱就坐在这辆车上到达皖南新四军根据地。从此，她在那里一边参加战地医疗工作，一边向世界报道新四军的战斗情况，直至1939年11月。

　　在汉口的十个月里，史沫特莱确实像朱德所预言的那样，作为一个非党的记者和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回忆这段日子，感到过得非常满意。她写道：

　　汉口的日子在我心里是罕有的，不寻常的。我迷恋汉口的魔力。我在中国这十年的生涯中，它是个美好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反复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里？恐怕我是必须留在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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