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33)

三三

　　在医院里，史沫特莱把她的全部爱心和精力都献给了伤员。秋末冬初，皖南的天气已经相当寒冷，史沫特莱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山间田野，采来大束大束色彩鲜艳的野花，带着露珠和冰凌，带着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她把这些野花分插到每个病房里她亲手用竹节做成的花瓶里。伤员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史沫特莱捧着花儿轻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慈蔼的笑容。

　　“早上好，史沫特莱同志！”

　　同志，这是史沫特莱多么爱听的称呼啊，医院里大家都这么叫她。她说：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忠于中国。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是的，如果说当年她来到中国时，还只是一个个人奋斗者，革命人道主义者，那么，经过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洗礼，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非党的共产党人了。她为什么不能享受“同志”这个既严肃又充满温情的称呼呢！

　　史沫特莱以火一般的热情关怀着周围的同志。她知道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同志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吃什么吐什么，营养严重缺乏，瘦得不成人形，心里十分着急。她打听到鹿茸精可以治好这种病，过了不久，她竟出人意外地弄来了这种连想都不敢想得到的贵重药品。朱部长注射了鹿茸精，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史沫特莱冒充传教士，历尽艰险亲自到南京买来的。

　　新四军政治部有个马夫，曾经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大刀会”，后来自动投奔了新四军，他的绰号就叫“大刀会”。“大刀会”长相奇特，头大嘴大脚大，人却矮得出奇。他非常能干，泥水、木工、编竹器，上山抓松鼠，下河捉甲鱼，全都在行，就是最怕学文化，说是一见了“黑蚂蚁”（文字）就全身痒不可耐。史沫特莱知道了“大刀会”的故事，很感兴趣，她给“大刀会”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登在报上。人们把报纸读给“大刀会”听了，他很受感动，从此不再害怕“黑蚂蚁”了。

　　史沫特莱热爱生活，她的周围常常围绕着歌声和笑声。她爱唱歌，学会了唱《游击队之歌》，当她用那种特别的异国腔调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的时候，同志们都高兴得拍掌大笑。天气转暖，史沫特莱就带头下河游泳了。皖南山区里的小河，清澈见底，她是个游泳好手，仰泳、蛙泳都很熟练，还会那种大家没见过的蝶泳。有一次，史沫特莱仰面平躺在水面上，注视着蓝湛湛的天空，忽然好像是吓了一跳似的爬上岸来，飞快地撑开一把油布伞，躲在伞后面一动不动，原来副军长项英和两个战士从山坡小路上走过来了。他们从油布伞旁边走过，看到了藏头露尾的史沫特莱。两个战士首先笑出声来：“哈，你这老太婆！”正在游泳的战士们也都跟着哈哈大笑了。“老太婆”，这是同志们跟史沫特莱开玩笑时的称呼。这个称呼太随便，也不符合外国人的习惯，但史沫特莱听了非但不生气，还非常高兴，她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1939年，新四军和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成了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块共同的心病。日本法西斯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围剿扫荡。蒋介石正中下怀，巴不得借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手，实现自己消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罪恶愿望。新四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史沫特莱不考虑个人安危，她身穿新四军军装，打着绑腿，脚下是一双麻绳编成的草鞋，军帽下面金黄色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一眼看去，她和新四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沈其震领导下的医生护士多来自上海和香港，空袭把他们吓得够呛。但史沫特莱好像不知道炮弹不长眼睛似的，一遇到空袭，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一扫射，她就扑在伤负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在前线救护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史沫特莱的身影，她运用在西安教会医院里学来的救护知识，给伤员洗涤、上药、包扎伤口。

　　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国民党政府必须给新四军提供武器，而新四军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武器，不能自己制造。蒋介石提防着共产党增强军事力量，只在1938年按编制送来过武器，以后几乎没有补充过。为了给广大的游击队供应武器，新四军决定发展自己的兵工厂。有一次，史沫特莱参观了一座秘密兵工厂。工厂的负责人十分自豪地带领她参观，把自制的设备一件一件地给她介绍和解释。史沫特莱要求试验一下产品。她拿了一枝手枪和三发子弹到厂外，靶子挂在一棵树上，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抡起枪对准靶子开了火，三发三中。工厂负责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位摇笔杆子的女记者竟是个神枪手！史沫特莱得意地笑着说：

　　“你们不知道，在我的家乡，就是蛮荒的美国西部，骑马打枪是很普通的本领；我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射中目标呢。”

　　告别的时候，史沫特莱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

　　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一些主要部队开始渡过长江进入安徽省北部。史沫特莱跟随其中一支部队渡江。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写了她在这次行军中的体验：

　　9月1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上的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我们看到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的家伙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获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指着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五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长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了为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的坝顶上。两边都是黑沉沉的礁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叛徒”出现了：发红的半边月亮像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的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礁湖。我可以看见我面前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夫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岸边上了一条帆船，我们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像死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咿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五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70华里（约23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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