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19)

一九

　　鲁迅在上海时期是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气息。他的人格、学问和思想境界，他对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使史沫特莱感受到一种严师慈父般的魅力，这是她过去从莱帕特·拉伊那里从未感受过的。她以鲁迅的学生自居，向他学习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史沫特莱开始协助鲁迅为左联工作，致力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和美国介绍中国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据戈宝权同志提供的资料，从1931年到1935年6月间，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过左翼作家联盟的三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史沫特莱一手办成的。第一封信发表在1931年1月1日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杂志《新群众》上，题目是《中国作家的来信》，附有鲁迅50寿辰时史沫特莱为他拍摄的照片，这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历史性文件。第二封信发表在1931年6月出版的《新群众》杂志上，这是在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和党的工作者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惨杀后不久，左联为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而发表的《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第三封信发表在1936年6月出版的美国《今日中国》杂志上，题目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贺信》。在此期间，史沫特莱深入研究了中国左翼文艺的理论和现状，在国外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左翼文艺的文章。《法兰克福日报》1930年3月刊登了她的《戏剧——革命的准备》，6月15日刊登了《上海的电影》，《新群众》杂志1930年9月发表了史沫特莱的论文《中国的革命戏剧》，1931年2月又发表了她的《穿过中国的黑暗》。

　　1930年底，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恶化，她必须到菲律宾去休息一段时间。离开上海前夕，鲁迅和柔石、蔡咏裳、董绍明一起到史沫特莱的住所探望她。柔石是一位当过教师的青年作家，他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1年3月，史沫特莱一回到上海，就知道了柔石和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左联作家和党的工作者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消息。她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跑到鲁迅家里。鲁迅在书房里，脸色灰暗，两颊深陷，没有刮胡须。史沫特莱感觉到他一双眼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声音里充满一种可怕的仇恨。

　　“这是我那天夜里写的一篇文章。”鲁迅把他写好的《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交给她，请她译成英文寄到国外去发表。史沫特莱迅速把文章看了一遍，心一下子揪紧了，她担心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影响鲁迅的安全，劝鲁迅不要发表这篇战斗性极强、匕首投枪式的文章，最好是另写一份呼吁书之类的东西。史沫特莱警告鲁迅：

　　“这篇文章如果发表，你会被人杀害的！”

　　鲁迅毫不退缩：

　　“那不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总得有人说出真理！”

　　史沫特莱邀请茅盾一起来说服鲁迅，鲁迅仍然坚持要发表这篇文章。除此以外，还和史沫特莱一起再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向外国文艺界揭露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作家的血腥罪行。文章和宣言在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发表以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政府发来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

　　这件事史沫特莱办得很圆满，但她担心鲁迅安全的心却总也放不下。一年多以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在上海登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上海旧城狂轰滥炸，鲁迅居住的地区也遭到了轰炸，史沫特莱心急如焚，她乘着美国《大美晚报》的汽车，冒险通过日本人的防御工事，向鲁迅家跑去，她使劲捶门，用英语和德语拼命喊叫，没有人答应。邻居们都锢居自己家中，不敢答理任何人。直到上海战事结束，史沫特莱才知道，鲁迅一家已经被一位日本朋友救出隐藏起来了。

　　1930年9月，两位左联的朋友找到史沫特莱，说打算在9月17日为鲁迅预祝50寿辰，请史沫特莱出面去租一间外国餐馆，要举办一次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晚宴。为什么要史沫特莱去办？这纯粹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通缉”鲁迅，而出席晚宴的客人，又全都是所谓“危险的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由一个外国人去租外国餐馆，有利于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史沫特莱爽快地答应了，设法找到当时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的一家荷兰印尼西餐室。当天，史沫特莱精心选购了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送给鲁迅的生日礼物，就早早来到餐室站岗放哨。

　　史沫特莱和两位朋友站在餐室的花园门口可以望得见客人来时的必经之路的地方，看着客人一批一批地走进餐室。这次聚会集中了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先进的代表人物：戏剧界有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代表，洪深教授和他的学生，还有年轻的左翼演员。史沫特莱听说过，南国社上演《卡门》遭到国民党政府查禁，因为剧中的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时候，卡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说的一段台词，被认为是暗示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客人中还有共产党地下报纸的编辑，还有一位头发蓬乱的、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革命者，还有冯铿等左翼青年作家。

　　史沫特莱在门口一直守候到客人们全都进了餐室，才离开她所站的位置，走进餐室坐在鲁迅身边。

　　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带着一岁的儿子海婴来得很早。他穿一身米黄色的丝绸长衫，一双软底布鞋，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发像一把刷子一样竖起来。史沫特莱从未见过这样表情丰富、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敏的光芒的脸孔，她觉得鲁迅浑身散发着完美人格的和谐的魅力。在鲁迅面前，史沫特莱总觉得自己十分笨拙，十分无知。史沫特莱把鲁迅视作良师，对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忠诚。

　　晚宴结束以后，演说开始，满头乱发的刚从狱中出来的革命者谈狱中的情况，地下党报的编辑谈“秋收起义”，说起义的农民怎样大批地参加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史沫特莱听了心里兴奋不已。

　　冯铿接着站起来讲话，她谈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恳请鲁迅担当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导师和保护者。

　　鲁迅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站了起来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切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尽管如此，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或者就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治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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