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18)

一八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的一道彗星昂然又悠然逝去。她去世已经30年了，离开中国更早10年。这段时间不短，其间有许多着实煊赫过一阵的人和事都为历史草草抛却，但我一念及她，便觉得斯人宛在，光鲜逾昔。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闻不见半点封建气味来，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我不禁回想她哀乐的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薄）、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20世纪同辈人物中罕见的。

　　史沫特莱认真地观察并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现状必须变革；而且变革必须是彻底的，不可能在旧制度的约束下进行。史沫特莱坚定地说：那么，就让我和中国人民一起来变革这个制度吧！

　　史沫特莱马上把信念变成行动。她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了一系列动人心弦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进了她关于中国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1年，史沫特莱和哈罗德·伊萨克斯合作在上海创办了进步杂志《中国论坛》。她协助宋庆龄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于1932年组成了“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她甚至计划在上海办一个节育诊所。

　　史沫特莱在中国见到了许多她从未见过的新鲜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贫苦的农民打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财产。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使史沫特莱异常向往，总想有机会到江西苏区去亲眼看一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但她总想着在上海为江西苏区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她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苏区来的同志们的联络点和接待站，她冒着极大的危险为他们藏匿文件，帮助他们治病，一有机会，就详细地向他们询问苏区的情况。红军指挥员陈赓和周建平经常在她家作客，周建平还在她家养病，住了两个月，受到史沫特莱无微不至的照料。1938年周建平在战斗中牺牲了，陈赓50年代当了中国派驻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史沫特莱利用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第二手材料，写了几篇关于江西苏区的文章。这是最早的西方记者写的关于苏区的文章。

　　史沫特莱在上海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严密监视她的行动，经常对她进行无理的骚扰和故意的刁难。史沫特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甚至敢于把枪支装在箱子里用手提着穿街走巷，把它们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手里。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她开始用“勒·奈尔斯”的笔名发表文章。这个笔名来源于一次晚会上的笑话，当时一个朋友说，艾格尼丝生气时，就像锡桶里的一磅铁钉一样不好对付。这个笔名的意思就是“锈铁钉”。

　　国民党反动派对史沫特莱的活动既害怕又无可奈何，于是采用了惯用的伎俩：秘密监视、造谣中伤和威胁恐吓：国民党政府和英国警方勾结起来对史沫特莱进行监视和骚扰，使她不得不在法租界内经常变换住处。为了保护史沫特莱，她的朋友格拉斯和伊萨克斯轮流睡在阳台上，以防潜伏在房子周围的歹徒破门而入。1933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则电讯，说史沫特莱携带了几箱威士忌去访问江西苏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她赤身露体，站在讲台上唱国际歌。另一次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史沫特莱有一次回到住处，竟在纸篓里发现了一颗印度锡克人的血淋淋的头颅！

　　在了解中国和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同时，史沫特莱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起了深层的变化。1930年4月2日她给老朋友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理智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困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富裕的外国人……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用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经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制度使亚洲落后到今天的地步。而那些武装力量，那些战舰正是为此目的才呆在这里的。

　　在6月30日的信中她写道：

　　中国使我受益匪浅。她使我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一切把我和查托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对我已不复存在，现在不，永远不……我经常还有一点倾向，渴望那类无意义的、依赖和残酷的老式的爱情。但我要从思想上从心中把它去掉……我希望使我的一切情感社会化。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变成了或者以后会变成一个僵硬的女人。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我热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们是感觉到了的。

　　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曾经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和楷模，而现在，史沫特莱由于她“对一切共产主义运动的不留余地的谴责”而与她断绝了往来。

　　史沫特莱通过茅盾的介绍认识了鲁迅，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12月，以后他们经常见面，并常有书信往来。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7日，下午史沫特列（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法兰克福）报》通信员。”

　　“1930年1月21日，下午得史沫特列信。”“22日，午后复史沫特列信。”

　　“2月10日，下午董绍明来……且持来Agnes Smedley（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赠《Eine Frau Allein》（即《独立一妇女》）一本。”这本书，就是史沫特莱赠给鲁迅的《大地的女儿》，扉页上有作者用英文写的一句题词：

　　“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当时鲁迅住在公共租界一条弄堂里的一幢欧式楼房里，二楼是书房。当太阳光透过窗帘斜照室内的时候，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和史沫特莱谈论文艺和政治。当他们发现彼此可以用德语交谈时，谈话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也更加随意了。鲁迅告诉史沫特莱，他正在读《大地的女儿》的德译本。史沫特莱则向鲁迅介绍她的朋友，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鲁迅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他说，作者很善于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摄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线条粗犷、刚健，很有力度。其中那一幅描写一位母亲悲伤地献出自己的儿子的作品，使鲁迅想起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母亲。鲁迅决定把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从这时候开始，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鲁迅和凯绥·珂勒惠支开始了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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